曹操不是没条件、没实力当皇帝。如果说，他最初的志向，只是当一个能臣，或者死后能在墓碑上刻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字样，那么，他后来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在一条通往帝王之位的道路上，而且最后离目的地只有一步之遥。196年，曹操挟持献帝（当然是客客气气地）迁都许昌，改元建安，开始成为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208年，废除三公官职，曹操任丞相，从此大权独揽。213年，献帝下诏将河东等 十郡册封给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同年七月，曹操在邺城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十一月，魏国设立尚书、侍中和六卿，曹操事实上成为一个公国的国君。214年，曹操开始享受王爵待遇。215年，献帝授予曹操分封诸侯、任命太守和国相的权力。216年，献帝进封曹操为魏王，魏国丞相改称相国，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后来又享有冕十二旒等一系列天子才能享用的礼仪。至此，曹操不仅在实际上掌握了汉室政权，而且在形式上与汉天子也没有什么两样，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但曹操就是不要。 　　是曹操不想要吗？否。谁不知道当皇帝好，谁又不想当皇帝？那时节，诚如王粲对刘琮所言，“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是曹操没条件吗？也不。北中国基本统一，汉天子早已架空，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是曹操的人、曹操的兵，只等曹操一声令下。 　　曹操放着现成的皇帝不当，自然有他的深谋远虑，也有他的苦衷。他毕竟是靠所谓“兴义兵，诛暴乱，朝天子，佐王室”起家的。从公元189年起兵开始，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征袁绍、平乌桓、灭刘表、驱孙权、定关中、击刘备，一直用的是尊汉的名义，打的是讨逆的旗号。迁献帝于许都后，更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这是曹操的政治资本，也是曹操的政治负担。他必须把这个包袱背下去。因为他在扔掉包袱的同时，也就丢掉了旗帜。没有了这面旗帜，他曹操靠什么号召天下、收拾人心？ 　　为此，曹操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天下人表白：我曹某绝无篡汉之心！顶多也就想当齐桓公、晋文公或者周公。成王年幼时，如果没有周公，管叔、蔡叔不就篡位了吗？现如今，如果没有我曹操，真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事实，也是麻烦。因为不准别人干的事，当然自己也不好去干，至少不便明目张胆地去干。一贯“讨贼”的自己成了贼，岂非真是贼喊捉贼？当然，贼喊捉贼的事曹操也不是没干过，但窃国毕竟不是偷新娘子，不能不讲政治策略。 　　而且曹操自己心里也明白，刘备、孙权，还有朝野一些家伙，全都没有安好心。他们有的想当皇帝，有的想当元勋，有的想趁火打劫，有的想浑水摸鱼，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也说不出口，都沉住了气，看曹操如何动作。当然，真心实意维护汉室的所谓正人君子也有。他们更是睁大了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曹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倘有不轨，立马就会群起而攻之。 　　曹操实在是太清楚这一利害关系了。好嘛，你们不说，我也不说；你们能装，我也能装。到时候，看谁憋不住，等不及！政治斗争是一种艺术，讲究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到火候不揭锅。过早地轻举妄动是一种盲动，引而不发才是高手。曹操是高手，他沉得住这个气。　　因此，当孙权上表称臣，属下也纷纷进劝时，老谋深算的曹操只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孔子说过，只要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就是参政，何必一定要当什么呢？如果天命真的在我身上，我就当个周文王好了！ 　　这话说得非常策略，非常有弹性，也留有余地。它既表示曹操本人无意帝位，也不排除子孙改朝换代的可能。至于曹丕他们会不会这么干，那就要看天命，也要看他们的能耐了。干成了，我是太祖；干不成，我是忠臣。曹操的算盘打得很精。 　　何况曹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只要自己实际上拥有了天子的一切，那个惹是生非的虚名，要它作甚！ 　　曹操的策略，是“打皇帝牌”。 　　皇帝是张好牌。这张牌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乾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皇帝有个什么吩咐，有个什么号令，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不敢明目张胆地唱反调。所以，它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 　　曹操原本是没资格打这张牌的。最有资格的是袁绍。 　　袁绍四世三公，有政治地位；地广兵多，有军事实力。如果袁绍要迎奉天子，别人是抢不过的。而且，袁绍的谋士沮授也一再向袁绍提出这个建议。可惜袁绍目光短浅志大才疏，他身边其他一些谋士，也徒有虚名鼠目寸光。在这些短见的家伙看来，汉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匡复汉室毫无意义。既然并不打算匡时济世，反倒琢磨着乱中夺权，那就没有必要把皇帝接来。把这么个宝贝弄到身边来，天天向他请示，事事向他汇报，实在麻烦。听他的吧，显得咱没分量；不听他的吧，说起来又算是违命，实在划不着。袁绍自己呢，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实在是不折不扣的井蛙之见。要知道无论是毛（音介）建议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沮授建议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并非真心要匡复早已颓圯的汉室，不过只是把献帝当牌打罢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了先。他有毛等人出谋划策，又有曹昭等人牵线搭桥，很快就把皇帝这张牌抓到了自己手里。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 　　当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时，袁绍便拒不接受。因为太尉虽然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地位却在大将军之下。而此刻的大将军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看不起的曹操。因此袁绍气愤地对人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倒打着天子的旗号命令起我来了，什么东西！这就十分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了。反倒是曹操大度，知道此时不可同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袁绍这下以为得了面子和甜头，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他的号令也出不了自己的辖区范围，当大将军与小将军没什么两样。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也没什么面子，反倒显得自己小气。 　　曹操却面子里子都占全了。当然，献帝也得到了不少好处。显然，曹操和献帝做成的，是一笔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政治交易，曹操实在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