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的确，外国的词汇一旦翻译为中文，往往就会变成中国的东西，比如天堂和地狱就是。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的”。“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耳朵”，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的”了。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奶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睇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也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糖）；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的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七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还有“快巴”（fid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来。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射（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e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时，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币）、派司（pass通行证）、切司（cheese乳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酱）、水门汀（cement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谱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