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从忠

    1899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传入中国。到1920年，在《宣言》问世后的72年，由陈望道从日文版《宣言》译成了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阅读就是这个版本。
    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扎根于一个新的国家取决于这个这个国家对这种理论的需要程度，也依赖于在新的国家和地区有一群思维活跃、敢为人先的知识份子。马克思主义要扎根中国也不例外，同样需要一批勇于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市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教授，他并不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立刻筹办《青年杂志》，9月15日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从此，陈独秀成了有志青年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社团。与此同时，陈独秀身边也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撰稿人：如李大钊、胡适、吴稚晖、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还有湖南省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蔡元培到北大任职与犹太大亨哈同的资助有关，在获得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他赶往陈独秀的住处，邀他做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在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答应了，这样《新青年》编辑部就从上海迁到了北京。为了追随陈独秀先生，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战将也被他带进了北京大学，其中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通过改革，蔡元培校长使北大成了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1918年1月，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宣布“本刊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当时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沈尹默参加了编辑部。从7月开始，《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办法，陈独秀负总责。
《新青年》杂志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主要出自李大钊之手。李大钊来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任职（兼任经济学教授）以后，他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所以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影响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也深深打动了陈独秀。张国焘在回忆录写到：“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1919年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应该是受到李大钊、戴季陶等人的影响。”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也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并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五四运动”随即爆发。一个月后，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由于胡适、李大钊的全力营救，陈独秀只在狱中关了83天后获得保释。按警方规定，保释后的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919年底至第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到北京后警察找上门来。李大钊闻讯抢先将陈接到自己家里，再后来，李又把陈化装成商人，坐着骡子逃出北京。多年以后胡适说：如果陈独秀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思想就不会“左倾”，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因为陈独秀在1919年之前还没有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
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了《本志宣言》，“《宣言》明显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随着这部作品的问世，陈独秀由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杂志也从此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中生根，陈独秀创造了一种“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介绍模式。当时，工人们文化程度比较低等，纯理论的灌输他们又听不懂。于是，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章《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他采用“闲谈”的形式，以触目惊心的方式，让工人阶级明白劳动者与剥削者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李汉俊也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工人农夫，不晓得钱是代表劳动力的东西，不晓得作了几多工就要几多钱，使做东家、有钱的人，把我们劳力做出来的钱拿走了，来压制我们。”沈玄庐在《兄弟们，想想看》中说，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其它六七十滴都被那些老板们、老爷们、太太奶奶们、小姐少爷们吃去了。因此，劳动者要想不饿死、不冻死，“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陈独秀的这种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方式，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抽象变为具体，大家一听就懂。
就在陈独秀思想转变的几个月后，他和李大钊在中国新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引起了俄共领导人列宁的关注，列宁决定派专人前来“访问这二位领导五四运动的关键人物”。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那时陈独秀刚从北京逃回上海。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又到上海找到陈独秀，第一次见面两人竟然“相见恨晚”。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大意是：依照苏联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且加入国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当时各国支部加入共产国际的主要条件如下：
1、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人民会议上，在工会、合作社中，在共产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及其帮凶，还要斥责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者。（这一条陈独秀和其他共产党人都做的非常出色，这就形成了共产党的宣传优势。）
    2、必须始终不懈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共产国际的盟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这一条陈独秀不太积极，主要是没有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才控制了叶挺独立团。）
3、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党在安源煤矿开展的工人运动取得巨大成功，可是工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4、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5、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 （这一条导致毛泽东九上九下，另外瞎指挥和军事盲动使我党到了死亡边缘。）
6、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这一条使我党许多同志，冤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正式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和鲁迅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权威阵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相继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先后成为各地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领导人，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罗亦农因受《新青年》的影响，17岁时，他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在陈的帮助下，他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巴金早年深受《新青年》影响，给陈写信——决心献身于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但他没有得到陈的回信，因而失之交臂，否则，以巴金火一样的秉性，可能早就牺牲沙场了。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1922年夏天，朱德看了三卷《新青年》后，满腔热情地赶赴上海去找陈独秀，并向他提出入党请求。但陈独秀却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请求，他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临别时，陈独秀还送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给朱德学习。由于受到了陈独秀的冷淡和排斥，情绪也曾一度低落，朱德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陈独秀为什么对“像朱德这样的人”提出特别的要求呢？是朱德出身于旧军队的身份，影响了陈独秀对他的判断。朱德是一名老国民党员，当过军阀部队的少将旅长，云南省警察厅长、宪兵司令，还是哥老会的会员。朱德以这样的身份跑到上海来要求入党，对陈独秀来说，显然会感到意外。
拒绝朱德入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刚刚开过的中共二大制定了党要实现的七大目标，第一条就是“打倒军阀”。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共产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从这个章程来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程序非常复杂，入党门槛非常之高。而且朱德对中共的宣言及党章还不太了解，他也没有去找一位入党的介绍人。当然，直接通过党的最高负责人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也有，如陈公培和赵世炎，但他们都和陈熟悉，且得到赏识。这样看来朱德入党请求未获陈独秀批准，也在情理之中。
在上海要求入党未成，朱德决定转赴欧洲。1922年秋，他到柏林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把朱德的情况向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作说明。张申府最后同意朱德入党，因为朱德几次找他谈话并主动要求进步，而且态度十分诚恳。张申府在《忆旧》中这样写道：“朱德过去是军人，但他抛弃了优裕生活，到欧洲寻求新的革命道路。他谦虚诚恳，热情很高。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是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许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说话，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了。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当时的党章，由于朱德不是工人，他要入党，最后须上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换句话说，还得陈独秀点头才行。当陈独秀收到张申府介绍朱德入党的信时，离他在上海见到朱德还不到3个月。这一次，陈独秀同意了朱德的入党申请。
陈独秀虽然同意朱德入党，却又决定朱德的党籍对外保密。他这样做，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如某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事公开，就会遭到孙中山的质问，从而必须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其二，若某国民党员公开加入共产党，后来又公开退出共产党，将会影响共产党的声誉。事后看来，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朱德入川，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成功劝说杨森改旗易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为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追寻理想，朱德毅然决定离开旧军队，辞官别乡，远渡重洋，才得偿夙愿。入党过程的一波三折，给朱德一生留下了深深的记忆。此中的曲折，虽曾造成一时的精神苦闷，但也证明了他对革命理想追求的执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党的认识和信仰一步步加深，党对他的诚意和为党工作的能力的认识也一步步加深。从此，他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庄重誓言。
　　1920年5月，陈独秀秘密挑头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复信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关于党的纲领。陈独秀认为，“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陈独秀指出，新建的中共必须贯彻实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为俄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集权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事业的重要保证。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通俗解释就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各级党委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也是集体领导的具体实践过程和根本保证；“个别酝酿”是领导决策的重要环节；“会议决定”是集体领导的实现形式和必经途径。
企业集权制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权集中在少数高管手里，企业内部的全部事物都由高管统一指挥和协调，下层只管干事没有决策权。其实，这种集权形式在一个小微企业中反倒是一种优势，因为企业小、员工少，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尚未形成，员工工作规范和授权机制还处于空白。这时候一个看上去很专制的领导者，他身兼多职，人们在他的带领和指挥下热火朝天的工作，用不了多久这个小企业就会发展壮大，并形成适合自己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文化。
比如：1950年李嘉诚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塑胶厂，由于资金紧张，李嘉诚“能够自己干的，就决不花钱雇人去干；能够不花钱的，就绝对不花小钱”。在创业阶段，李嘉诚每天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大清早就外出推销或采购，他从不乘出租车，距离远就乘公共巴士，路途近就双脚行走，一般等他赶到办事的地方，别人正好上班。这样既省下了出租车费，又提高了办事效率。到了中午，李嘉诚大步流星赶回筲箕湾，他先检查工人上午的工作，然后跟工人一道吃午饭，没有餐桌，大家就蹲在地上吃。第一批招聘的工人，全是门外汉，过半还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惟一的塑胶师傅是老板李嘉诚，机器安装、调试，直到出产品，都是李嘉诚带领工人一道完成的。到了晚上，李嘉诚仍有做不完的事，他要做账；要记录推销的情况，规划产品市场区域；还要设计新产品的模型图，安排明天的生产。业余自学，是不可间断的，塑胶业发展急速，日新月异，新原料、新设备、新制品、新款式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李嘉诚住在厂里，一星期回家一次，规模稍大后，他在新蒲岗租了一幢破旧的小阁楼，既是长江厂的写字间，又是成品仓库，还是他的卧室。李嘉诚身为老板，同时又是操作工、技师、设计师、推销员、采购员、会计师、出纳员，草创阶段，什么事都是他一脚踢，当然一切的决策权也都掌握在李嘉诚自己的手里。李嘉诚集权的目的是为了使企业“活下来”。
可见小企业集权，有利于企业领导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统一指挥、集中领导、果断决策；有利于节约成本，提高组织凝聚力，实现企业生存目标。集权制适当削弱了下级管理者权限，防止了局部利益的盲目膨胀，避免了管理人员因本部门局部利益，而做出与整体利益相违背的决定，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最大化。经验表明，一个小企业的老板，他在不需要制度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影响力，他最多可以控制25人，也就是一支足球队的人数规模，25人一下的企业只有一种组织形式：任务小组模式。所以，当企业人数超过25人，企业就必须形成以制度管人、依标准做事、依职责授权、按目标考核的局面。如果员工超过1000人，该企业组织架构中“任务小组”模式（如领导班子、销售团队等）、“职能制”模式以及“联邦分权制”模式就会同时存在。 
关于党的策略和手段。陈独秀明确提出，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被选为书记。李达在自传中回忆说：上海共产党实际上是全国各地建党的领导核心，在当时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有了组织平台，陈独秀“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将全国各地的风云人物和激进青年联络起来，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组织作了切实的准备。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陈独秀的学生或追随者。他在北大时的学生有：张国焘、刘仁静、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张太雷、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等；他亲自指导过的学生有：罗亦农、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等；他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员有：施存统、周佛海、赵世炎、陈公培、蔡和森、李立三、刘伯垂、林伯渠等；他亲属有：陈延年、陈乔年；他的追随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俞秀松、恽代英、包惠僧、林育南、郑凯卿、王尽美、邓恩铭等；他的挚友和同事有：李大钊、张申府、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邓小平是1926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经在陈独秀身边工作过，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1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马林来指导工作。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代表有：李达、李汉俊（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陈独秀的派遣参加了会议。另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因当时有事无法脱身而没有参加党的一大。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在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仅陈独秀的学生、追随者和亲自介绍入党的就有8人。
从组织上看，绝大多数支部都是经他亲手创建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象派出“一大”代表的湖南、武汉、山东、广东、留日支部以及没来得及派出代表的旅欧、香港支部都是他亲手创建的。其他几乎所有支部的负责人也都是他亲自指定或在他建议下产生的。
从思想上看，他确立了中共的组织原则和指导思想。中共“一大”召开前，在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等一系列根本的问题上，各地党的支部意见并不一致。为此，陈独秀曾提出过四点指导性意见：“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是纪律；四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这些意见经过 “一大”代表们的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写入党纲。
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党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4、联合共产国际。
三、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
四、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
五、介绍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应由当地委员会审查；审查期限至多两个月。审查后经多数党员同意，方可承认申请人为党员，如该地区已成立执行委员会，应由该委员会批准。
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
七、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
八、一个地方的委员会成员，经当地书记介绍，可转至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超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兵士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导。
十一、（陈独秀的稿子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
十三、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
十四、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任何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十五、本纲领需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修正案时方可修改。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陈独秀和马林二人之间有些话不投机，每次开会言语上稍有接触都会引起冲突。因为马林为人骄傲，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这让陈独秀觉得，自己是拿着外国援助来搞中国革命，有“雇佣革命”、沦为他人“工具”的嫌疑。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当陈独秀想要在中共与国产国际之间划上一条界线时，马林告诉他说：中共从成立之初就编入了共产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这让陈独秀更反感了。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渔阳里2号寓所被捕，这件事意外地改变了他与马林的关系。马林很着急，他花了很多钱、出了很大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大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次患难与共，让感情丰富的陈独秀颇为感动，两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以中共领袖身份驾驭中国革命的航船。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
犹太民族有一条古老的创业公式：先为有钱人打工——然后开创一个自己的事业——再与有钱人合作建立更大的事业——最后成为董事长的董事长。根据这条公式，犹太人早在100多年前就成了世界第一商人，而且还控制了美国，可见这条创业与发展的公式非常实用。由于马克思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列宁也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4人中就有16人是犹太人，所以十月革命如果离开犹太人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创业和发展也是从“为共产国际打工”开始的。对企业而言，为别人打工是一种借力发展的智慧，可以学到赢利模式，可以结识到商业人脉；另外，为别人打工还可以少走弯路，不花本钱，降低风险！

2013年3月21日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