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迁都: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
──来自学者的思考与建议
2013年05月20日 新周刊 金雯
【阅读提示】今年3月,北京的严重雾霾,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环境质量的严峻形势。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北京城市摊大饼式的无限膨胀,环境保护的滞后,目前人口承载能力已经超出极限。就像一个被不断吹大的气球,一旦胀破会是什么结果?如果北京再这么发展十年或者不久之后的若干年,陷入人口、水资源、城市交通、食品、居住等必要的城市生存资源供应崩溃的状况,谁能想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不断地提出迁都的设想。近期的《新周刊》关于学者建议中国迁都的分析,或许能给人一点理性思考的启迪。(涂山青)
文/金雯 《新周刊》第391期
【原标题】为中国提出迁都假设的人——除了北京,还有哪?
首都也许不必是庞大的城市,甚至也不必声名显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但这些听起来言之有理的说法,目前都只是美丽的假设。
在林语堂生活的时代,北京是座“宝石城”,有“金色和紫色及蓝色的王家屋顶”,有“蔚蓝色的天”、“美丽的月色”、“多雨的夏天”、“凉爽的秋天”、“干燥清朗的冬日”。现在这些丰富的色彩都已经统一为灰白和土黄,灰白是雾霾,土黄是沙尘暴,而干燥清朗则是空气净化设备制造的心理安慰。在人们讨论北京是否适合居住的时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迁都设想也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但这些民间意见都没有下文。
北京,一座不能久留又一时难以离开的城市。
在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网上流传着迁都河南信阳的谣言。至少以娱乐的心态,大家愿意相信那是真的,北京人很高兴,开始畅想迁都后的舒适——大家再也不用挤了,一马平川的街道,人人有座位的地铁。但是信阳人开始担忧:“请不要来,我的伟大信阳市不能接受那一切的污染,我们现在被誉为适合居住的城市,这非常好,我不要改变。”大家都对首都所代表的生活吓怕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如今有了诸多城市病:水要通过南水北调工程运来,“首堵”比“首善之都”更加深入人心,城市越来越大,四环、五环一直到了河北燕郊欢迎你。2013年2月28日,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姚明走出驻地酒店时,抬头看了看首都的天空,皱起了眉头,这一瞬间被摄影记者抓拍下来。那一天,北京迎来了灰霾、沙尘、大风的三重袭击,天空从灰白变成了土黄。在此之前,PM2.5制造贡献了“北京咳”这一新型城市病。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也在经受每年一次的“两会”考验。今年“两会”期间,北京的拥堵指数直线上升,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在微博上称,3月1日晚,拥堵指数高达8.6,严重拥堵,轨道客运量达到941.1万人。最后,他又加了一句“从未有过”。从数据上分析,拥堵指数在8到10之间时,大部分道路拥堵,人们的出行时间得比畅通时多耗1.1倍以上。2012年12月20日的晚高峰,北京中心城区的拥堵指数曾经出现过9.9的高位,回家路上的北京市民其实都滞留在停车场。但是,非京籍人士还是记挂着北京户口,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大学、最顶尖的人才、最知名的公司、最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一座不能久留的城市,同时也是一时难以离开的城市。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1980年,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汪平提出将首都迁出北京。四年后,中国社科院的黎鸣向中央递交了迁都计划书。这些民间意见都没有下文。2000年,《经济参考报》发表了方可的《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这是迁都问题在官方媒体上少有的亮相。在那之后,梅育新、胡星斗等学者在网络上发表了关于迁都的研究成果。迁都不仅要拯救陷入各种城市病的北京城,而且希望通过迁都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胡星斗在《关于迁都的建议书》中认为,新建一个小型政治首都有助于政治与经济分开,铲除政经结盟、钱权结合的腐败现象。
曾经在新华社和广州市社科院任职的汤爱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迁都问题。去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中国迁都论》一书,对中国的迁都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汤爱民说,目前的迁都问题只是由一批民间学者在研究,尚未引起“上面”的重视,离未来付诸实施还很遥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