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次级债危机”将在两三年后达到高峰，人们真应感谢“6.20钱荒”提前发出的预警。
　　“6.20钱荒”就像京戏开场前的锣鼓点一样，拉开了中国特色“次级债危机”的序幕。债券市场的商品也像一般商品市场一样，有正品，也有次品。正品债的利率低，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次品债的利率高，新债旧债，债债不还。由此看来，中国特色的“次级债”主要发生在两个市场，其一是民间借贷市场，其二是地方政府的借贷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的“倒账”风潮已尽人皆知，但凡是在做资金生意的人或多或少都在面对逾期或展期的麻烦。如今更大规模的信用违约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延伸到商业银行，再进入银行间市场，这就是隐藏在“钱荒”背后的债务危机。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以政府投资促进民间投资》。文章分析国家审计署的资料显示，至2010年末，地方性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偿还时间的分布有两个高峰，其一是2011年，偿还比重为24.49%；其二是2016年后，偿还比重高达30.21%！在这两次偿债高峰之间，2013~2015年逐年下降，分别是11.37%、9.28%、7.48%。由此推论，中国的“次级债危机”将在两三年后达到高峰，人们真应感谢“6.20钱荒”提前发出的预警。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两次偿债高峰之间，还有两三年的时间可致力于化解危机，迫在眉睫的第一是行动！第二是行动！！第三还是行动！！！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审计署出动了。可想而知，2010年末的地方债余额绝不仅10.72万亿元！当时的审计行动虽然动用了4.3万多人，但审计范围主要是县级以上的政府，多半没有涉及到政府及下属机构的关联性担保业务和引导性投资承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机构的关联性担保和引导性投资常常是商业银行贷款的重要附加条件，这就是“次级债危机”的中国特色。
　　人们会问：政府机构为什么会成为“次级债危机”的主要源头呢？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政府决策者是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作为城镇经营者又是市场机构的负责人。在目前的政府官员任命机制下，多数地方政府的决策者是“两拍”领导——拍脑门决策、拍屁股走人，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在离任时几乎都会留下一屁股“烂账”。因为他们不同于中央政府，可拥有国家信用，主动承担货币产业经营者的责任，可通过发行货币和债券，让广义货币量（M2）的增长淹没一些烂账，甚至还能化腐朽为神奇，把烂账变为黄金(1314.80,4.30,0.33%)。比如当年四大商业银行的烂账被转移到华融、信达等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后来都随着货币量的增长而升值为优质资产了。而那些地方政府，多数机构缺乏经营责任，也没有独立的信用资源和偿债机制，只能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化解危机，久而久之，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和隐性担保必然集聚成灾！所以，危机已发生，“钱荒”是预警，如果中央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不到位，“钱荒”势必还会再来！国家审计署的行动仅仅是查明情况，下一步就是要断臂求生，首先要切断县级以下政府的投融资功能，及时将其隐性和显形的债务及其相关的土地财政收入悉数上收。债务跟随资产，权力跟随责任，从县以下政府一刀切，再分级处理县级以上省市级的政府负债及关联性担保。
　　在所谓“城镇化“建设的疯狂中，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可能极具建设性，也可能极具破坏性。在中国经济转轨升级的关键时刻，一个巨大的制度性“黑洞”已经形成，也许这就是李克强总理反复提到的“深水区”。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局外人不明事理，只会抨击中国金融业的风险管理水平不高，但局内人则应看到：金融“黑洞”的源头有其制度层面的原因。在“稳定-增长-就业”的经济政策体系中，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分工不同，必须尽快理顺投融资机制，让资本市场承担更多的资源配置功能。中央政府管好货币，地方政府低头服务，只有这样，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