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温州市金融研究院、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以及温州大学金融学院的顾问委员会委员，吴敬琏先生对温州金改持谨慎态度。他表示：“我不是很看好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这种试验当然有一定意义，但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或抹万金油。”

    纵观各方言论，对温州金改的担忧包括了两个层面的信义：一，担心政府权力扩张到民间金融领域，以往温州民间金融主要由民间自行发挥，而现在，地方政府更深地介入了民间金融领域，政府主导下的常见的寻租、低效痼疾是否会在温州的金融领域发作？二，担心政府对温州金改推动不力，在具体的政策方面不作为。温州民间金融并未在利率市场化等方面有关键性突破，在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的审批方面没有放松，有关人士希望央行甚至更高的决策层能够对温州的金改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

    中国改革常见的悖论在温州金改中再次显灵。我们既希望政府大力支持温州金改，给予各项特殊政策，又希望政府之手能够自觉在停止在市场之外——两种貌似不相干的忧虑集中于温州金改，说明在这场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尚未划清。

    温州金改如果失败，必定败于改革激情的丧失，败于非市场化的风险管控体系。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重镇的温州，迄今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2003年前后的改革无一成功，金融改革之难可见一斑，改革激情消磨也可见一斑。一穷二白时可以大刀阔斧改革，小有资产时考虑到乌纱帽与资产的安全，改革激情也就随这消退。

    改革需要勇气与智慧，冲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利益格局。

    10年前，温州探索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些农村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可以相应提高30%，结果是，存款倾斜性流向了农信社系统，引发其它金融机构反对，最终被撤销试点。允许温州提高利率，就意味着利率的全盘放开，各金融机构必然大叫大嚷表示反对，央行不可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为温州开绿灯。

    此次温州金改试点中另一项“重启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也可能夭折。原因很简单，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虽然拓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符合外汇储备“藏汇于民”的方向，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与利率市场化相同，允许一地境外直投就相当于允许所有的地区境外直投，国内投资者可以借助温州人的身份扬帆出海。有辩护者振振有辞地说，温州个人境外直投是可控的，温州居民数量可控，资金数量可控。来自温州方面的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境外投资额5352.7万美元，外汇资金汇出2139.04万美元，人民币境外投资176.7万美元。据温州市商务局的统计，近几年前来温州推介的众多海外投资项目中，90%的项目都是面向中小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但我们不能忘记，温州市金融办估计的温州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而且每年以14%速度增加这一事实，并且，为什么允许温州居民境外直投，而不是让国民分享这一红利？凭什么温州居民户籍红利就更高？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请别忘记2007年的港股直通车是如何停驶的。

    太大的利益格局目前无法获得整体性突破，温州市政府必须在民间资金的运用于定价上下功夫。在这方面，相关政策非常保守，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市场化的重镇所制订的政策。

    相关举措包括，2013年末小贷公司发展到100家，支持本市优质民营企业参股村镇银行，准备申报设立地方性金融组织。其中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仍然以数量为优，难道设立100家小贷公司、难道选拔小贷公司成为村镇银行就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无序的状况？如果这些小贷公司无法进行自主运作，无法对风险进行准确定价，这些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很有可能滑向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方，货币宽松时靠天吃饭，货币紧缩时加入高利贷者的队伍。上述举措对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的描述缺乏真正的对于市场的尊重，对于金融规律的尊重。

    温州“金改”中值得表彰的是，建立借贷平台对民间融资进行规范化管理，通过备案制与撮合交易使民间金融阳光化，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通过撮合交易建立全国性的民间资金平台，将借贷资金计入企业成本享受税前抵扣，就会向着风险监管与市场交易迈进一大步。则全国的中小企业、民间资金都将受惠于温州。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案是，允许温州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和金融服务机构，对自然人发起金融公司松绑。允许自然人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公司或股权投资公司，允许自然人设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允许自然人创办其他专业资产管理公司。在利率无法市场化的前提下，扩大直接融资是中国迂回式改革的必然选项，通过民间资金的直接投资，建立直投的风险定价体制，将是温州金改对中国金融改革最有可能的贡献。

    第一次温州金融改革以失败告终，他们被投机热、被小富即安、被利益集团中的反对者、被保守思维打败。实体经济转型倒逼出温州二次金融改革，这次改革不会走入同一条河流，无论是建立高效资金撮合平台，还是直接投资，即使温州改革，其他地方也必然接踵改革。因为中国无退路可走，必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