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的最后八年，他内心也纠结了八年，他曾经成功过，甚至成功到可以政变的地步，却又壮士断腕，明哲保身；他曾经退却过，甚至退却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却又宦海涅槃，备受重用；他从未放弃过为国家奋斗的真诚，却在最后与“爱国”无缘。

　　1864年7月21日，曾国藩收到了那条他期待已久的消息——九弟曾国荃从南京发来了攻克天京的捷报。对这个消息的到来，除了最应有的喜悦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内心莫名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则来源于对官场重重黑幕的不确定感。从这天起，这场长达13年让中央心惊肉跳的政治动乱终于可以告一段落。曾国藩的众多友人和同事纷纷前来道贺，其中有个叫窦垿的在庆贺之后不忘留下这样一句话：“忧盛危明之定识，持盈保泰之定议”。

纠结南京：以裁军抵销“欺君罪”

　　6天之后，曾国藩等来了慈禧的嘉奖。慈禧在上谕里祝贺湘军攻下天京，赏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赏戴双眼花翎。攻破天京后，李秀成在逃亡的过程中被湘军抓获，而如何处置李秀成，却让曾国藩费了一番功夫。从李秀成事后写下的 “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肯定装出了一副连自己都能骗过的真诚态度，向“俊杰”李秀成做出了些许承诺。

　　但 这些承诺恐怕一件也兑现不了，因为曾国藩审出了曾国荃的致命问题。据李秀成招供：攻破天京时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而曾国荃报给曾国藩的是十万人；曾国荃说幼主“举火自焚”，而李秀成招供说幼主逃出了南京；李秀成说圣库里金银财宝无数，而曾国荃向曾国藩汇报时却只字未提。关键是曾国荃打给自己的报告，自己又“转发”给了慈禧。
｜
　　慈禧让曾国藩把李秀成押到北京，曾国藩为避免“东窗事发”，把李秀成秘密处决，并删除了李的口供中所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而此时的左宗棠也没闲着，背着曾国藩秘密给北京上折子，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三年（1864）6月21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

　　左宗棠把南京真相往北京一捅，等于说曾国藩欺君罔上。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是古来常有之事。左宗棠看到此奏后，马上给中央写奏疏申辩，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两人你一折我一疏，在慈禧面前展开大论战。至此曾左二人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曾左关系破裂后，曾国藩再次收到了北京发来的两封上谕。第一封上谕在奖赏曾国藩的基础上，又封曾国荃为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接下来是李臣典、萧孚泗分别封子爵和男爵；而在第二封上谕里，慈禧对李鸿章、左宗棠、僧格林沁、沈葆桢等分别给以表彰和封赏。

　　第二封的奖赏不比第一封的奖赏高或低，却又故意弄出两封上谕，而且还要一起发来。很明显是要做出一个“区分”——第一封上的人都是在南京干过一些见不得光的事，而第二封上的人则没有。

　　自古以来，中央平定地方叛乱之后，最关心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主谋死了没有？二是“赃款”缴到手没有？而这两件事曾国藩都没有给慈禧一个好的交代。洪秀全虽然已确认死亡，但幼主逃出南京。另外天京圣库里的金银财宝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摆明了就是被曾国荃给黑了。

　　随后，第三封上谕到了，这次慈禧直接点名批评曾国藩，说他指挥不当致使幼主逃脱，并督促曾国藩把圣库里的实数报上来。曾国藩一看，慈禧说的全都是那些被他一手删除的李秀成招供内容。

　　如何把“欺君之罪”平稳地扛过去？曾国藩只有一条路：裁军。于是他立即上奏朝廷请求裁军，慈禧果然迅速批准。1864年8月21日，湘军吉字营共有25000人，到了1865年3月，只剩下了2000人。裁军速度之快还体现在军饷方面，曾国藩上奏9天之后，他就果断停掉了广东厘金，这曾经是湘军的财政生命线。1862年以来，广东厘金单单是供给那些围南京的湘军部队，就高达120万两白银。如果真的停掉了这笔军饷，也就意味着湘军再也无法对中央构成威胁。

纠结淮北：遭遇滑铁卢

　　裁军之后，曾国藩给北京打报告，请求让曾国荃开缺回籍，慈禧同样迅速批准。之后曾国荃回到老家闭门谢客，每天潜心练书法，而曾国藩也算是度过一劫。可是太平天国这场“大戏”虽然已经收尾，但中国淮北地区的捻军“巡演团”又拉开了帷幕。

　　太平天国失败后，陈玉成亲手培养的“后备干部”赖文光与捻军汇合，同时也为捻军带去了太平军的治军理念。僧格林沁是北京专门派去剿捻军的蒙古亲王，但他并不了解赖文光的游击战术打法，仍然依托蒙古骑兵特有的机动能力，却被赖文光绕得团团转，最后因落入捻军包围圈而被击毙。

　　僧格林沁的死震动了朝野，北京曾指望僧格林沁能镇压捻军，提升在政界中的地位，以便制衡湘军派系的崛起。没成想到头来还是要依靠曾国藩来摆平。慈禧为了防止曾国藩以裁掉湘军、手里没兵为推托，给了他指挥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八旗、绿营各军的大权。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自江宁动身北上。曾吃过湘军大亏的赖文光开始忧心忡忡，但令赖文光没想到的是，这次曾国藩带来的军队再也不是当年令他惧怕的那支湘军了。

　　在围剿捻军的各支部队中，淮军的战斗力最强，但那是李鸿章一手带出来的，曾国藩一下就陷入了指挥“三角恋”。往往是曾国藩给淮军将领下达了军事命令，淮军再私下请示李鸿章，只有李鸿章同意了，才能执行。

　　1866年，朝廷再次起用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曾国藩正愁在淮军中无法施展他的军事部署，就让曾国荃募得湘勇一万五千人，称为“新湘军。”新湘军的加入不但使整个剿捻部队战斗力增强，也让曾国藩的军令下达更加顺畅。

　　同年7月25日，曾国藩会同刘铭传商量“防河大计”，准备利用黄河、运河、沙河与淮河把捻军困于黄淮之间的狭窄地带，这等于是废掉了捻军所擅长的游击战能力。

　　几天后，湘军刘松山、张诗日两军和捻军正面遭遇，双方大战7天，捻军损失约6000人。曾国藩觉得坚持利用防河大计，一定能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不料捻军在9月24日突然发动对河南防河工程的攻击，并突围而去。曾国藩开始急躁起来，命令追击，这等于又犯了僧格林沁的老毛病，让捻军牵着鼻子到处“旅游”。

　　中央倒曾的声音开始沸腾起来，慈禧也对曾国藩这两年的表现不满意。曾国藩请求以“散员”身份留在部队里，以便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他的“防河大计”，但北京最终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虽然事实证明，继任者李鸿章正因为执行了他老师的防河计划，对捻军的围剿才得以成功，但曾国藩的“北征无功”已成为他人生最大的滑铁卢。

纠结两江：吏治无希望

　　1866年，被撤掉剿捻钦差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到晚清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已经腐败不堪，各地官场黑幕重重。曾国藩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政治现实，他到任两江之后，全面改组了两江各级领导班子，各个位置都换成了自己觉得是“能做事，不爱钱”的湘系亲信。他也招考了一些人才，曾国藩的看人能力一向很强，但也有过“自摆乌龙”的时候。

　　有一次，一位曾在浙江教育系统工作过的人前来面试，曾国藩问他如何解决下级欺瞒上级的问题，此人回答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说了三个理由：一是像胡林翼那种人，精明强干，人们根本不能欺骗他；二是左宗棠非常厉害，人人都怕他，也就不敢欺瞒他了；三是像曾大人这样以诚感人、以礼待人、以道化人，已经做到了“人不忍欺”的境界。他的这番言论打动了曾国藩，随即派他去督造船炮，几天后此人携款潜逃，曾国藩默然良久，黯然独坐，自言自语：“人不忍欺？人不忍欺！”

　　曾国藩自己心里明白，湘军子弟之所以豁出性命跟着他干，并不是因为什么坚定的信仰，只是图个不参加科举考试也能进入公务员队伍，找个乌纱帽铁饭碗。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不出现大变动的前提下，纵使清廉的官员到了那个位置上，也要跟着大家贪污腐败，否则就难以在官场上生存，这是潜规则。

　　但是，如果腐败到行政体系已经难以正常运作的时候，就需要抓一个“表示表示”。可是大家都腐败，抓谁不抓谁就成了一门学问。曾国藩请教他的幕僚赵烈文，赵烈文表示要抓就抓丁日昌，因为丁是个腐败“先进典型”。

　　但曾国藩想动手的时候，发现已经力不从心，因为丁和李鸿章走得非常近，李又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丁日昌一边贪污，却又把李鸿章每月所需军粮办得妥贴，曾国藩已经被官场拖入到另一种纠结当中，这么明显的一个贪官，一旦反了他的腐败，势必影响剿捻战事，如果不反他的腐败，又如何去整治别人？曾国藩在两江的反腐大业终究还是被政治体制紧紧地捆住，不动则已，一动全盘棋子将一起陷入混乱，那就只好让他一直腐败下去。

　　曾国藩虽不贪钱，却也接受下属的“进贡”，之后把这些钱集合起来给自己建了个小金库，用小金库的钱公款吃喝、迎来送往，又接着给自己的领导“上贡”，却从不把小金库里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他是官场潜规则的遵从者，自己却又游离在“清官淘汰定律”之外。

纠结天津：骂声中离去

　　1868年，中央突然下达旨令，任命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掌握了京畿重地的安全与防务，一般这个职务都要交给朝廷极度信任的人。

　　1870年6月，由于天津地区发生疫病，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这时，有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数百名愤怒的百姓先后打死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及其随从，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甫、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等4座基督教堂，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7月2日，曾国藩在保定署衙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曾国藩已进入60岁，在这一年，他的肝病日益严重，右眼已经完全失明，身体每况愈下。

　　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曾国藩1870年7月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接着释放了案件嫌疑人，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

　　曾国藩按照法国人的要求搜捕参加反洋教的民众，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于是接着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

　　曾国藩在天津一系列的动作，让参与斡旋的英国人、大清海关总办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曾国藩办洋务出身，深知国家积弱多年，目前无任何资格跟列强叫板，他只有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个卖国贼的骂名，而保全国家的利益。事后，他在给慈禧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1872年，李鸿章花了5年的心思为他的老师盖了两江总督府，这个在洪秀全天王府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总督衙门，其奢华程度让从天津“骂声”中归来的曾国藩不断赞叹。这年2月27日，曾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

　　3月12日，曾国藩在午后突感脚发麻，曾纪泽赶紧扶他入书房，端坐三刻后逝世。在自己因为天津教案郁郁而终之前，处理的最后公务竟是派遣中国学生去遭国人痛恨的地方——留学。在人生最后的八年，曾国藩内心也纠结了八年，一个不喝酒、不抽烟、不玩女人的人曾经成功过，甚至成功到可以政变的地步，却又壮士断腕，明哲保身；他曾经退却过，甚至退却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却又宦海涅槃，备受重用；他从没有放弃过为国家奋斗的真诚，却在最后与“爱国”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