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的“中国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论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而5月7日中国新供给经济50人论坛如期召开，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软营销专家袁清博士等应邀出席。论坛主题“中国经济的真问题——中国的坎”。“中国的坎”，论坛主办方用“坎”形象的比喻中国或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其主旨发言中，贾康说，我们只要坚定地排除万难，啃硬骨头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大政方针，我们将会有望以6.5%的年均增长、匹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的经济社会进步，于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的不到10年间，过坎成功。

袁清博士认为，中国经济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所谓“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事项已完成，改革惟打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其面临诸多“险滩”、“峻岭”，靠什么“爬坡过坎”？

“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坎”，而这个“坎” 表象是“收入”，实际是“系统”，“迈过去”不仅盯着时间，更应着力融入世界新产业革命周期。

袁清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实则出现的包括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塔西佗陷阱、捧杀陷阱、制度体制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创新科技陷阱、生态陷阱。

而其上的系统问题，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回落或停滞，袁清认为还有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蚀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44-0.66，巴西90年代初基尼系数高达0.64，而这正是贫富悬殊导致的陷阱。

袁清从“中国创造了二战后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纪录的经济体”，这一时空角度阐述当下又正面临速度换档节点，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节点。“中等收入陷阱”警示我们正视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凸显风险，着力的包括供给侧改革的全要素、源创新的驱动发展。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需有产业革命的周期视角，袁清说。爆发于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即蒸汽时代）以纺织业为起点，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为中心，第二次产业革命不断深入（即进入电气时代），围绕重化工业这一核心，至20世纪初，美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乘势而上，进一步主导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而这使我们看到产业革命的加速与技术战略的储备带来的压力。

袁清以为，“新产业革命”已悄然而至。“新产业革命”，或是“工业4.0”，是一场由信息化、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新商业模式等的产业变革的具有划时代的“分流节点”。过去产业革命的“节点”有过两次分流，第一次分流，世界选择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在这个“节点”上，欧美国家有了标准权、话语权，甚至思想权，形成了今天看来的“传统工业革命”；“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在即，包括去年的“G20峰会”后，“G20”形成的“9大优先领域、48条指导原则、1套指标、1项工具的丰硕成果”的“中国方案”。这或是第二次分流。

新产业革命中的“新经济”是中国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的更替过程。“新经济”“老动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非简单供给增量的经济，是从财富原点出发生发的新动力，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形成的“新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