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雄安新区百日。

雄安者，雄踞一方，以安天下，雄韬伟略，更长治久安。

宋朝孟元龙绍兴十七年撰文的《东京梦华录》述有：“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日晬。”雄安新区的百日，或会有庆祝，但定浓重而简朴。

《东京梦华录》所记述的系宋徽宗崇宁到宣和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从都城的范围到皇宫建筑，从饮食起居到岁时节令，称得上是当时京城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历史文献。

这部距今千年的史书，开创了描述汉族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而今“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若干年后又会以什么样的浓墨重彩，来叙述她的发展脉经呢？

“新工业革命”逻辑下的“千年大计”

“G20汉堡峰会”昨日结束，国家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倡导我们要共同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在数字经济和新工业革命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笔者注意到这是主席继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又一次提及“新工业革命”。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当天上午，笔者在人民网财经栏目的“丝路解读”中，即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孕育“新工业革命”》。笔者以为，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时代），是以纺织业为起点，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为中心，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电气时代，围绕重化工业这一核心，至20世纪初，美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以信息技术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G20汉堡峰会”上中国在“联通”主题下提出深化“G20杭州峰会”精神，以及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成果。中国所倡导的“共享经济”和“人文经济”的“中国方案”已成全球治理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或将开启全球意义上的“新工业革命”。

“新工业革命”，笔者理解它不同于我们常说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是“工业4.0”，它是一场以共商、共建、共享“共享经济”和人文、民心相通的“人文经济”作为主旨的由信息化、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新商业模式等的产业变革的具有划时代的“分流节点”。

笔者5月10日受邀考察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被称之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如何理解的“千年大计”？笔者以为，中国曾是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5000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而近代以来中国走向衰退，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过去世界经济的“分流节点”选择了欧美，这次或已开启的“新工业革命”，雄安新区践行着国家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创造出千年复兴的中国梦想。

袁清与两家央企负责人考察雄安新区中石化新星公司项目现场

“新工业革命”，将是全新的经济形态，带来的是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也必然会创造包括企业竞争的新业态。具体到企业的运营中，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到企业战略和组织的核心，充分利用云计算、数据分析和客户关系管理等技术，对企业的研发、设计、制造、运营、服务、供应链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驱动发展。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千年大计”是“时空坐标”视角下的国家经济动能的转换，它乃是一种像以上《道德经》所说的“有”和“无”的哲学思考。哲学不是告诉你有形的东西，而是告诉你无形的东西，涵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人文素质等。哲学无实用，实用非哲学。但是，哲学有大用，就是所谓的无用之用。当然有、无是相生的，有、无也是相对的，两者互渗互融。

破“李约瑟之问”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说：“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胜过欧洲人，那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便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李约瑟之问”或道出了近代中国科技、社会的镜像。“李约瑟之问”至少给了我们的工业发展一个启示：工业的发展或面临多次数、全方位的路径选择，及多维度、全要素的生产关系的协调。

前工业社会的国家经济，大多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主，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是能否成为领先者的决定性条件。而开掘于春秋，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的京杭大运河，使其中国土地要素优势得天独厚。而15世纪中国人口就拥有1.3亿人左右。

世界经济有过两次分流，第一次分流，世界选择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他们赢得了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信息经济时代的“节点”，欧美国家有了标准权、话语权，甚至思想权，形成了今天看来的“传统工业革命”；而第二次分流，这个“节点”或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

“李约瑟之问”的隐喻是科学革命的发展，应该有之匹配的新的发展要素。这是“G20汉堡峰会”上中国所提的“数字经济”和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或正是“新工业革命”的新发展要素。所谓的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绝对比较优势”或俄林的“资源禀赋优势”，都会被新模式、新业态打破。或与“李约瑟之问”一脉相承。

雄安新区将或成为主席新理念新战略新思想实践的“样板间”，在“新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更多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创新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真正意义上深化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人”、“三生”互为动因

“人类最伟大的成就终始于她所缔造的城市。”美国著名学者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写道。

用区域经济学视角来看，我们觉得未来雄安会在都市建设、产业发展、区域协同、政府治理、政策体系5个维度强化发展。一是新城建设、都市连绵带与世界级城市群空间优化，二是零基础新城的要素集聚与新产业成长，三是高落差地区的协同路径与增长绩效，四是后发地区的城市治理、精致服务与区域竞争力，五是雄安新区精准化区域政策设计、模拟与评价。

笔者曾在《“时空坐标”下的雄安崛起》文章中解读了雄安提出“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和“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可谓一项“人类、人文、人伦”的“三人建设”。雄安新区的建设将重塑以人为本、强调自觉自律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文脉”，这在以往的城市规划中鲜见这样的表述，它意在医治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为城市克服物质和科技异化提供药方。“文化自信”，中国的文化不仅要“走出去”，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建设“走回来”。

据报道，雄安新区的新区开发建设要以保护和修复白洋淀生态功能为前提，白洋淀生态修复也离不开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改善。重点要优化京津冀的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环境治理标准。新区规划的总体原则是水城相融、蓝绿互映的生态宜居之城，大的格局来讲是以南北向的千年轴与东西向的人民轴交汇。

“水城相融、蓝绿互映”,在笔者看来就是“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建设”。且“三生建设”之间互为动因，相互支撑。美籍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勒瑞将生态学与建筑学两领域合并为Arology（生态建筑学），这给当时建筑学赋予了建筑美学新的建筑思想。“生态美学”喷薄而出。雄安的“三生”建设，也可以说与中国发展带来的生态形势相关联，将美学提升到一个雄安建设世界观的哲学高度。

熟悉政治经济学的人知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包括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内涵既包括技术层次，又包括社会层次。如果用此视角看雄安新区的“三生建设”，毫无疑问仅有的“生产”的生产力属于“技术层次”，而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着力生活和生态，当属“社会层次”。未来的雄安或是明代李渔《闲情偶寄》笔下的“过目之物，尽是图画；入耳之声，无非诗料”（袁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球财经》专栏作者、和讯网财经评论作者、全国总工会中工网特约评论员、时代新光管理咨询创始人，服务央企等25家企业的战略、品牌、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