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企业接班人的主要原因:

1、商业环境

每个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在现实的情况面前，人们倾向于规避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而转向能给其带来更为明确前景的领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代民营企业中，其主要起家的领域几乎全部集中在实业领域，并且以制造业为主。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制造业已经完全融入到全球经济的整体范围内。在其面临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来自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令中国的制造业草木皆兵。中国民营企业本小利薄，在不断的国际供求环境影响以及国内宏观调控的打压下，更是陷入了深层的生存发展危机，随着原料资源、劳动力、土地使用等多种要素价格的上涨，弱小的民营企业不断倒下，那些选择坚强的企业，也不得不在未来的经营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一点点的决策失误就会带来企业崩盘的结局。

“利润如刀片一样薄”是众多生产制造类民营企业不时发出的慨叹，与此同时，以小博大的资本运营方式成为了企业家青睐的对象，面对着动辄几十倍市盈率的资本买卖，企业家们再也按捺不住那颗跳动的心灵，毅然决然的投入到金融领域的汪洋。有人说：企业做产品是一分一分的赚，做品牌是一毛一毛的赚，而进行资本经营是一元一元的赚。富二代当然不是傻瓜，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再接手父辈们留下来的远离一线核心城市的制造类企业，而热衷于留在北上广搞他们自己的资本运作与金融投资。取笑父辈们做生意的辛苦甚至成为圈内的时尚，即便那些子承父业者也不再安心于“萧做曹随”，而是在实业领域嫁接上资本的翅膀，意欲令企业振翅高飞。

然而资本领域并不是每个人的伊甸园，赚得快、赔的也快，并且一赔就会赔的倾家荡产，天下哪里有稳赚不赔的生意，另外一些更加聪明的富二代想到了“当官”。可以说，进入了政界相当于给企业找到了良好的靠山，谁会知道富二代在依靠目前的财富打入政界，取得炫目的政治地位，培养了深厚的人脉关系以后不会卷土重来，那时反而是第一代企业家正式退休的年龄了。

2、政策环境

在另一种环境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经营企业，政策制度不完善使得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游走于政策的边缘。中国企业家领袖柳传志就曾经说过：像我们这一代的企业家是在一片荒芜中创业的，分不清哪里是合法的，哪里是非法的，如果因为政策法律不清晰就不去做，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企业家群体。游走于政策的边缘就意味着不时要受到违法的威胁，这些草莽出身的企业家们在一穷二白的身份下起家，与当年扛起枪杆子闹革命的无产者有相同的心态，再输也不过输掉自己的脑袋。正是在这种环境与背景下，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

随着改革在市场经济领域的深入，政策与法律的完善程度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策与法律空白点依旧存在于中国企业的创业环境中。那些富二代们再也不是一穷二白了，他们手握亿万真金白银，就如皇子一旦被册封为太子后，必然在各方面都会比之前更加谨言慎行，因为一旦失手，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身家性命了。与其继续在薄如刀片的利润上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还不如及早套现，变成一个端着铁饭碗的公家人，反正我手里有的是钱，不用过着依靠贪污腐败才能发财致富的心惊胆战的日子，我图得就是清闲、就是潇洒。

3、社会环境

从社会整体环境来看，中国的社会环境也对企业家很不宽容，“无商不奸”、“无奸不富”成为民众评价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名词。由于坚持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存在，在欢欣于民营企业家倒掉的同时，也通过不同层面来拷问着企业家的心灵。“富二代”作为一个群体名称的出现就充分体现出民众对企业家群体的态度，而一旦某个富二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必定会被戴上群体性特征来加以详细推敲、探讨，其中不乏缺乏理性的谩骂与攻击。相对于众多广大的非富人群体，在舆论面前，富人集团、民营企业家群体其实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在创造着社会80%财富的同时，遭受着更为不公平的待遇。

“为富不仁”成为民众对富人集团的另一个评价，似乎民营企业家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理所应当。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中国民营企业家领袖，在企业家群体中享有较高声誉的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由于捐款数量较少而遭到网友的无情谩骂。虽然王石一直在耐心解释企业有企业的责任，企业的钱是股东的，不能随便捐出，企业的责任主要是做好企业，发展生产，为社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收。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平息民众的愤怒，最终王石不得不宣布再次捐款。

这种倾向也体现在执政者的心态中，官员们习惯于认为民营企业家的发家必然存在着阴暗，如果不吃拿卡要反而亏待了他们，地方政府也习惯于向企业分配各类摊派，民营企业成为当地政府的唐僧肉，使民营企业家们不堪其扰。民众舆论对于民营企业家如此的不宽容，富二代也不愿意选择坚守，他们乐得拿着祖辈赚的辛苦钱移民海外，而不愿意继续生存在怀疑谩骂的环境之中。

其实“富二代”不接班并不代表什么，在国外许多企业家的子女不愿意接班，而热衷于做一个画家或游者，家族拿着股权，每年分享着利润，而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这样的企业反而能够越做越大，也最能规避家族企业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但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现象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由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真正形成，家族企业无法真正放心将企业交给经理人团队，而富二代的不愿接班也并非从内心里对商业本身不感兴趣，而是外部环境的挤压才造成此种情况。

“最为难舍是离愁”，富二代们选择逃离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当“学而优则仕”、“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心态扎根于中国精英阶层中，当越来越多立志于从政的精英们无法将满腔的才华倾注于发展社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而将这些才华倾注于政治领域中时，是否将会重演一幕幕类似于文革中人整人的悲剧，这才是应该引起我们真正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