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嬗变的西域

我们了解古代新疆兵团与当代新疆兵团，首先应该清楚兵团所处地。今天的新疆，古代的西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新疆的历史，还有独特的地理，告诉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新疆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新疆地处亚欧大陆桥腹地，周边相邻国家多，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加之面积大，占了全国六分之一，160多平方公里。新疆距离内地相对较远，而且人口又相对较少，加上兵团的人口，目前也只在3000万人左右。这些因素造就了新疆独特的文化背景，注定了区内外绝大多数人很难全面地了解新疆历史和地理情况。如此一来，多数区外人士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对新疆的一种神秘认识。所有，我们还是先对新疆的渊源、新疆的历史、新疆的地理，尤其是对新疆兵团的建设发展，逐一解读，加深认识和了解。

新疆，清末之前一直称作西域。西汉时期，西域有三十六国（史料记载最多时曾有51国之众），包括龟兹国、焉耆国、疏勒国、于弥国、于阗国、车师国、乌孙国、康居国等等。这些国家并不是现在性质上的国家，而只是部落相对集中和独立的部落性政权范围，所组成的部落联盟聚集地。主要是由便于相互了解，相互依靠，相互依存，经过一定时期成了形同人口稠密的城郭。据大量的史料记载，这一时期西域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这些城郭里的部落，因为大漠和高山的阻隔，因为信息的闭塞，绝大多数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那时还没有国家的具体概念。部落首领和奴隶主有着获取生产资料至高无上的权利。分散在沙漠边缘的西域各个部落，根据各自环境和群体情况，形同井底之蛙，独自为政，形成了政治独立的部落城邦国。《汉书.西域传》中称这些城邦国为“西域城郭诸城”。

（插入《西汉西域三十六国分布图》）

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到了唐朝，西域开始作为实际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来看待，而且，分广义与侠义两种解释：一个是敦煌以西天山南北，至现在的中亚、西亚、乃至北非、东欧部分地区；狭义的西域则指东起玉门关，西至波斯（今伊朗），北抵阿尔泰山，南至克什米尔的广大地区。这个解释，和唐朝当时的疆域观念有很大关系。

唐朝西域疆域图。

在唐朝时候，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国土面积和国界来比较，国土面积在唐朝相当于1300万平方公里。唐代西域的界限，已经到了现在的伊朗和巴基斯坦。所以，他对于西域的广义解释完全超出了汉代的范围，视野更广阔，因为见多识广，看问题就看得更远、更全面。

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时断时续，加之中原地区长期陷入战乱，对西域的认识没有增加新的内容。

到了蒙元时期，随着我国西北疆域的再统一、再扩展，除今天新疆地区外，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以及两河下游的咸海地区，阿姆河以南的呼罗珊地区都纳入到西域的地理范围之内。

经过近两千多年的发展后，西域的准确地理范围，一般是以清朝乾隆年间（1736年以后）形成的概念为准。这个概念，绝大多数源自隋末曾任黄门侍郎的裴矩所著《西域图记》。具体说：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直喀尔喀（蒙古），西接葱岭（帕米尔高原），北抵俄罗斯，南接番藏（青海、西藏），轮广二万余里。也就是指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因为这一概念也是在中央王朝对新疆乃至更广大的西域地区长期治理的基础上，被区域内各族群众共同认可的一个概念，也是近代以来国家概念真正形成后，确立国家疆域和界线之后的一个概念。

在古人眼中，西域与中原相距相对遥远，只有甘肃河西走廊的星星峡一个很狭窄的山谷，和河西走廊北端的敦煌，才是进入的最佳捷径。其他地方基本是四周环山。东有祁连山，西有帕米尔高原，北有阿尔泰山和阿尔套山山脉，南有昆仑山，而中间则是高耸入云而且延绵数千里的天山山脉。山地之间，一是天山以北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为中心，形成的准葛尔盆地，一个是天山以南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为中心，形成的塔里木盆地，还有吐鲁番盆地等数个小盆地，这就是地理上所说“三山夹两盆”的新疆地形。这种地形，也是汉唐以来长期形成小范围政治势力割据的重要内在因素。因为，沙漠的恶劣环境，人烟的稀少和路途的遥远，直接阻隔和影响力人们的交往，特别是古代交通、信息联通的条件相对显得十分落后和原始。

中外学者对“西域”这一地理范围的确认，一般以清朝乾隆年间的范围为准，理由有三点：第一，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国的疆域包括西北疆域已经基本固定下来；第二，历史上我国历朝历代对西域的管辖范围有大有小，但基本上是在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内；第三，乾隆年间，近代国家的观念已经形成，世界各国开始以条约的形式固定自己的国界。清政府早在1689年，也就是乾隆之前的康熙二十八年就已经与俄国订立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北部国界。清政府平定准葛尔政权后，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认，并为邻国所承认。

清代新疆地图。

另外，“新疆”这个称呼的来源，是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的称呼，以前一直叫做西域。

对于不清楚新疆历史者，表象的认为新疆就是新辟疆域之义，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在我国，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全国有多处叫新疆：一个是云南省乌蒙府，就是今天的云南昭通、水善一带被称为新疆，二个是贵州省的古州，就是今天的榕江，贵州的西部，包括今天的安顺市、镇宁县一带也称为新疆，三个是四川的大、小金川都被称为新疆。然后就是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名称在清末时期为新疆省。

清政府设立新疆省的时间为1883年11月。当时清军由著名将领左宗棠领导，在收复新疆的进程中，每克一城就设置善后局，办理善后事宜。这些临时性的地方行政机构，对医治战争创伤、监管地方民政、司法、赋税等重要工作方面成绩十分显著，为新疆建省打下了良好基础。新疆建省后，省会确定在迪化，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新疆的正式定名，主要是出自左宗棠“故土新归”的说法，其建省的意义，一是正式统一了新疆与内地的行政制度，二是有利于人民的交往，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是加强了祖国的西北边防，四是对于后来的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的新疆的全面建设奠定了政治、社会和人文基础。

对于新疆兵团的发展史，由于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有了对“西域”的准确了解，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宁和稳定的战略要地。比如说，汉代、唐代、元代、清代和民国时期，都十分重视对新疆的治理。“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周秦汉唐之盛世，莫不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左文襄公全集·统筹新疆全局疏》）。

又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距离内地相对遥远，古代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马匹、骆驼等畜力，连马车都难以使用，不像现在的汽车、火车，还有飞机，甚至马上就要普及的动车。派遣远征兵，后勤保障十分困难，就地驻军，就地屯垦，既边防，又生产保障后勤之需，不愧为良策。

历史上西汉与西域地区的大宛国之间的第一场大仗，就是为了具有日行千里的“汗血宝马”（班固著《汉书.西域传》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为了解决战备粮草长途运输困难，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曾向汉文帝谏言：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史记.汉书·大宛列传》记载：士卒不患战，患饥。这些因素，都促使了以屯垦为主要任务的兵团应运而生。西汉起始，汉昭帝曾尝试用西域本地人赖丹（于弥国派龟兹国的侍子，后被贰师将军李广利救回长安，在长安生活六年之久）就地屯田保证军需之后，认为要把西域三十六国真正有效地“都护”起来，都护，就是都要保护之意。于是，时值汉宣帝时，就派了专员郑吉，担任西域都护。

郑吉，会稽人，今浙江绍兴人，是一位很精明能干的武官（史料记载，古代中央王朝派往西域的官员绝大多数为武官）。《汉书.郑吉传》记载说：为人强执，胸怀大志，精通西域事物，从军后数次出征西域，战功卓著。当时，汉宣帝在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封郑吉为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特使），领兵于西域龟兹、渠犁一带屯田积谷，以济出使西域的汉使及官兵。后来，郑吉成功地招降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最大隐患——匈奴的右日逐王先贤掸，又根据西域城郭诸国的请求，奉命建设西域都护府，并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设在西域地区中心地的轮台地区，其目的主要是“为过往汉使和官兵提供食宿”，“保护‘丝绸之路’南道、北道兼新北道”，“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会军食尽，吉登且罢兵，归渠犁田。秋收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汉书.西域传》载）。

这里告诉了我们四个信息：第一，军事力量参与屯垦，使屯垦为军事提供粮草保障；第二，其他力量参与了屯垦，屯垦规模扩大，形式多样，形成了兵团式屯垦模式；第三，屯垦与军事行动关系密切；第四，屯田在安定西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自西汉之后，历朝历代都很重视以就地屯田为安定西域提供物资，甚至兵源保障的作用。只是在古代新疆，屯田应国家兴衰而变化。但在盛世时期，如西汉、东汉、唐朝、明朝、清朝等代，兵团式屯田、屯垦已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国策。也就是说，用就地屯垦的方式，解决驻守西域的将士吃穿问题，保护商道的畅通，也保障了中央王朝与西域城郭诸国的密切地内在联系和有效地统治，维护了广大西域地区的稳定，这就是“屯垦戍边”的“兵团”基本因素的形成，及其事业的发展过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