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贝格首席运营官常博逸用“没有太多新意”,来评价中国总理李克强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讲话。
常博逸的评价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意味着李克强对中国经济调控的思路已经为外界所习惯。李克强在当天的论坛上说,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
现在似乎又到了挑战的时刻,尽管局面看起来远不及去年“钱荒”那般刺激。李克强发表讲话大约一周后,中国将公布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此前,国内外研究机构纷纷下调了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
其中,高盛将中国2014年中国GDP增速预期从7.6%下调至7.3%,同时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预期由6.7%下调至5%。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则将一季度GDP增速从7.5%下调至7.4%。
一些部委官员的态度也显得焦虑起来。
4月9日,工信部经济运行协调局的一名官员对经济观察报说,“工业企业普遍反映市场下行,成本高企。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些企业资金链很紧张,订单和开工率不足。”
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再次强调了他的“李氏调控”理念。它在2013年经受住了考验,并在2014年的一季度,将中国经济带入了新轨道。
只不过眼下的局面,看起来又有点微妙了。
经济“临危”
相信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不会太好看。李克强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言时也承认经济增长面临各种挑战。他说,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一些方面的困难不可低估。“GDP降到7.5%基本已成定局。”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预测,“一季度中国经济将增长7.3%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2.3%左右。上半年的数据也会基本维持在7.3%的增速。”
超预期的下滑可以在1-2月份的各项数据中看出端倪。
数据显示:今年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创2009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增幅较上年同期和全年分别放缓1.3和1.1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增速同比放缓4.4个百分点,建筑业生产状况不佳。1-2月份第一、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增长-7.8%和5%,增幅同比分别放缓12.1和8.8个百分点,第一、三产业增加值也在减速。
从企业层面来看,形势不尽如人意。工信部运行协调局的官员表示,工业企业普遍反映市场下行,成本高企。制造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也很难。
工信部原材料司的官员从另一个方面表示了认同,他说,从原材料行业看,一季度运行肯定是不乐观的。价格下行,产能过剩,企业资金链紧张,订单不足,开工率不足。这些都是不好的现象。
经济运行下行的压力之下,祝宝良提示了可能出现的具体风险:包括,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调整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入还债高峰,化解产能过剩面临下岗失业难题,而这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将导致金融风险上升。
部委“自若”
面对中国“明斯基时刻”已然到来等不绝于耳的“唱空”声音,各个部委表现出了“泰然自若”的姿态。
慌张的“喊话”,临时的调研,紧急的“上书”,短期的政策……这一次并未如一些分析师预料地出现。
4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中国出口较去年同期下跌6.6%,进口更令人担忧地下跌了11.3%。中国海关总署一位发言人上周四在一份声明中称:“当前我国外贸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不能高估这种困难。”
主管进出口政策的部门中国商务部并未使出往日的“杀手锏”——退税调整等政策,一位官员私下对经济观察报说:“外贸与国外市场的关联度非常强,本就不是国内几个政策可以全面影响的。而且我们应该已经到了淡化外贸增速,调整其结构的阶段,这是早晚都要做的。”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问题的公告》,文件显示,自2014年4月1日起,中小企业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后,将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售给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以自营方式出口的货物,可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按自营出口的规定申报退(免)税。
外贸界的专家认为,这个“公告”相当于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一出口退税的“中介”正名。“说白了,就是出口退税可以外包了。”上述商务部官员说,“这个政策也是为了促进中小外贸企业的发展,但它不是临时性的调控。它是借助外贸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思路,鼓励、规范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
所有的困难都在被“正常化”,而不是“危机化”。
国家发改委产业司的一位官员表示:“一季度看,整体情况还算平稳。当然这是建立在早前预期的情况下。”
这位官员说:“中国经济进入了调整期,这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很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市场倒逼形成的动力和风险共存是正常的。这个处理起来本就比较麻烦,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上述工信部原材料司官员在谈到“去产能”问题时表示,去产能化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是共识,但头疼的是一些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准备不足。银行已经不是对一两家企业,而是对某些行业开始整体收紧。“目前很难,但这一关不得不过。”他说。
工信部运行协调局的官员也在采访中给出了企业“尽快调整思路”的暗示,他说,“我们对经济大环境并不担心,中国要改革,红利的释放肯定需要一段时间。中央出手与否,是有底线和区间设定的。企业应该尽快地调整过来,不要等着救市,我们希望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能活下来。”“用时间换空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对这种调控方式表示认同,他说,这些年实体经济经过投资导向的政策环境之后,产能过剩极为突出。应对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稍微有一些压力,把那些质量差的、运行不好的挤掉一部分;第二是搞膨胀让它继续生存下来。
调研、摸底的思路也正在发生变化。
据悉,国家发改委在3月下旬,各司局已经开始按照统一安排部署,赴地方对一季度经济运营情况摸底调研。
与以往着眼于“铁公基”不同,发改委法规司3月13日去了工商联,一起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确定共同着手建立立法协作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尽快出台。
政策“不惊”
主要部委“泰然处之”的态度反射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摆脱被国内外经济学家批评为越来越浪费和无效的政策传统。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政府曾宣布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刺激举措,包括加快已通过审批的交通扩建项目、减轻小型企业的税务负担、加大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力度。
与市场预期相比,4月2日国务院出台的“微刺激”政策可能令投资者失望。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推出一个重大或者高调的刺激计划,因为这些项目已经写在中国的中期计划里了。
可见,与去年一样,中国政府在努力抵制推出刺激计划的诱惑,同时坚持其减少债务以及实现经济转型的较长期目标。
这预示着,在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急速下滑迹象的情况下,今年政府在调控层面不会动用“出人意料”的刺激政策。
“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出手都很难。”王朝才说。
王朝才的判断是,首先中国的银行有钱,但是如果货币政策太宽松了不利于目前的淘汰过剩产能。当货币政策不用出手的时候,财税政策不能过紧。“双紧”是经济明显过热的时候采用的,但现在的经济状态应该是既不过热,也没有到通货紧缩那个程度。所以紧货币,适当放松财政的搭配是比较合理的。
在王朝才看来,财税放松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即通过财税政策能够进行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比如支持一些新兴的产业或者科技型产业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处于资金明显不足的状态,但大量的基础设施还需要做,如果政府一下子把这个钱也断掉,问题也会很大。
王朝才说:“继小微企业减税之后,近年实施的一些政策还会继续推进,但出台一个大的新政策,可能性不大。今年在减税方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调控“不乱”
李克强执政之初就试图向外界传递一种不一样的宏观调控理念。
而经过一年的磨合,市场对新一届政府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做法逐渐习惯,市场对新的调控思路的预期正在建立。
4月10日,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更为清晰地阐释了“李氏调控”的理念。
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坚决不因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刺激政策,短期政策的目标是守住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在区间以内政府不加干预,更着眼于中长期,通过推动改革激活市场活力,释放增长的内生潜力,这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
当天,李克强的一个提法值得关注。他说:“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与以往的表述相比,他在“刺激政策”前加了一个“强”字,这或许意味着对轻度刺激并不排斥。
同时也不难看出,新一届政策更愿意将可能推出的政策调整措施与2008年为抵抗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区分开来。
当时,规模高达人民币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为给中国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但同时也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本届政府一直避免使用“刺激”这个字眼。从李克强的讲话和近期其他政府官员的措辞来看,政府正在努力降低市场对政策的预期。从经济运行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中国都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
按照“克强经济学”的提出者、民生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的理解,“李氏调控”的核心是一个“平衡木”政策,一方面使经济保持合理运行,一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在本次博鳌论坛上,李克强强调,7.5%的预期增长目标本身也是有一个上下幅度的,“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合理区间”。
这意味着,决策层对经济减速的容忍度比过去市场预期更大一些。“容忍度”的加大则预示着决策层的自信心正在加强。而测度这一容忍度的关键指标是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