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控制人的行动先控制人的思想

法国思想家卢梭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 因此，解决人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好思想问题，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倘若思想问题不解决，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即使因特殊原因，一些措施可能会奏效一时，产生一定的效果，但绝不会持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曾国藩以其卓越的才能和烜赫的政绩奠定了自己晚清重臣的地位。通观曾国藩的领导艺术，值得人们学习的方面很多，很多，但最值得人们研究学习的还是他的“政治洗脑”即思想教育。

对于政治洗脑的诸端好处，曾国藩领会极深，运用得也极好。从未带兵打仗的曾国藩深知，农民为主体的湘军，要打败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必须有严格的思想教育，来管理书生（军官与幕僚）与农民（士兵）为主体的湘军。他认为“用恩莫如仁，施威莫如礼”，因此，曾国藩在练兵时，除了军事训练和实战训练外，还开设了文化课，在军队中大力开展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教育。为了灌输这些大道理，曾国藩很是下了一番苦工夫，他把教育子弟的方式方法广泛地应用到整个军队的培养教育当中，积极推行家规、营规教育，要求士兵做到“不赌博”、“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这些教育内容涉及到了礼仪、日常纪律等各个方面。

为了打造一支纪律严明、敢斗敢拚的部队，曾国藩拟订了“勤教、转移与严绳”的思想教育策略，用密集的精神训话（勤教）、赏罚分明的奖惩升迁制度（转移）及制订严格的部队操练准则（严绳），来统御湘军。

为了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军记住这些道理，曾国藩还专门进行了通俗化加工，撰写了诸如《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此类顺口溜式的军歌，来强化部队军纪，比如在他为湘军写的军歌里，就有“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这样易懂易即记的内容。曾国藩不仅亲自起草，而且亲自讲课，身体力行地在军队中推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治军理念。每次会操的时候，他都会亲自来到现场，发表演说，大讲特讲，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在军队中营造了“朝出鏖（ao二）兵，暮归讲道”的浓厚氛围，打造了一支当时军纪严明、极富战斗力的湘军，使自己赢得了“中兴之臣”的美誉。

说到“洗脑”就不得不提二十世纪的恶魔希特勒，他是无可比拟的洗脑高手，希特勒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民众行动的工具，来达到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一切成就都是用演讲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发现，希特勒凭借这一张极具煽动性的嘴，把纳粹主义的思想灌输到德国的各个社会阶层，煽动起疯狂的复仇情绪，使德国法西斯化，将整个德国推向血腥的杀戮战场。在“莱比锡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希特勒演讲的场面。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

希特勒向德国人灌输的理论并不多，无非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已。德国后来的纳粹化并不取决于他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想，而取决于全国人民对于这种思想的认同感。

那些身临其境的德国人，一个个激动得浑身颤抖，都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万分，都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都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可以肯定地说，当他们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当他们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当中，自然也就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这是历史的悲哀。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愿望实现了。希特勒所缔造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建筑在纳粹主义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抛开希特勒邪恶的思想内容和罪恶的政治主张，就其对思想宣传、精神灌输的热衷程度和由此而产生的效果，客观上不是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了思想灌输和政治洗脑对人心统摄的作用吗？

列宁在《怎么办？》中论述了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提出了“灌输”的思想。列宁从为什么要灌输、灌输什么、怎样灌输等方面全面阐述了“灌输”思想。他认为，必须注重给工人灌输远大理想和阶级意识，这样的理想和意识是他们原来不了解的，他们只有树立了远大理想和阶级意识，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根本原则，“灌输”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灌输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反复，就是不厌其烦的说教。因为对一件事情重复申诉，也能让对方接受或不反对我们的意见。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爱尔兰活跃着一位大政治家欧康尼尔，他有很丰富的演说经验。他曾说：“要使大家能够相信并且接受一种政治理论，只讲一两次甚至十次是不会成功的。”他继续说：“要使政治上的理论深入人心，必须要再三的申诉。因为听众若是继续听那一件事，在不知不觉中就和这一个真理连在一起了。到了后来，他们把那一件事静静地安置脑海中，就像信仰宗教一样不再去怀疑了。”这自然使我们想起了毛主席的一段话：“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想使思想和意志溶化在人的血液中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化和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