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决农地所有权问题，“新型城镇化”仅是纸上谈兵

    对于以农业立本的中国而言，任何与“三农”有关的问题都是重中之重。其中，在当前严重掣肘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就是农地流转问题。2014年12月2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深改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被审议。但据媒体报道，国土部上交的有力度、有亮点的最初方案，很可能在相关部门的会签后大幅度丧失改革力度。“新土改”为何可能荒腔走板？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的“新型城镇化”是否会受其影响？我在2014年推出的著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中做了详尽解读。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以飨读者。

从2013年开始，“城镇化”几乎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甚至是很多企业家、大学生未来梦想的一个重要基础。为什么会有“城镇化”这种说法？我们用数据说话，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3.73%；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算，那么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35%。和先进国家平均70%以上的比率相比，我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按照外国媒体的报道，未来十年我们大约会有4亿人从农村迁入城市。

所以包括樊纲等在内的很多学者，依靠这个数据拟定出一个“城市化”蓝图。比如说，4亿人进入城市，肯定得买入固定资产——房子。如果按照平均每人的购房费用是10万元计算，那么4亿人就会产生40万亿的购房需求。这是不是可以拉动中国的房产消费，拉动中国的GDP？现在这个声音成为了舆论的主流。如果这个假设真的发生也还好，但是我更关注中国会发生“逆城镇化”。

但是我后来发现，地方政府和中央的语调完全不一样。地方政府是怎么理解“城镇化”的？就是“建设、建设，再建设”。我在这里给各位提供一组非常震撼的数据。我们的发改委针对12个省的156个地级市做了调研，并在2013年9月公布出结果，发改委发现92.9%，也就是145个城市正在搞“造城运动”。其中12个是省会城市，要建设55个新城区，也就是说，每个省会平均建4.6个新城区。另外133个地级市，要建设200个新城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造1.5个城。什么是新城区？其实就是一个新城了。

我们发现，这145个地级市，它们的平均旧城面积是115平方公里，建的新城区平均是63.6平方公里。从面积来看，新城区面积是旧城区的一半多一点。但是请各位注意，旧城区大多是很多矮小的平房，但新城区都是高楼大厦，它们两个在容纳人口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新城区虽然只有旧城区50%的面积，但是它们两个的承载人口数量是一样的。

另外的数据也显示，我们的城市旧城区总共承载了7.1亿人口，而“造城运动”里的新城区，它们的承载人口总和也将是7.1亿左右。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可以进城呢？我们惊奇地发现，15～60岁的可劳动人口大概只有2.62亿，他们是可以进城务工的，这其中38%住在城市的职工宿舍，还有33%是自己租房子，还有10%住在工地里，真正买房子的人口只有0.6%。这也表示，已经进城的2.62亿农民工在住房问题上，已经达到了相对固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不需要住进所谓的新城区。

有人会说，我们叫他们买房嘛。就目前2.62亿的农民工来看，他们的家眷加在一起大概比1.4亿少一点，所以农民工及其家眷一共大概有4亿人口。我们不拿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的房价来计算，而是假设这4亿人口都要在三、四线城市买房，每人平均10万元购房成本的话，4亿人口需要40万亿来买房子。我再告诉各位，2.62亿农民工每人每年的薪水是2.7万元，手中所谓的土地又不能自由流转换成钱。如果他们的储蓄率是30%的话，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需要存20年的钱，才能够在三四线城市买到房子；如果他们的储蓄率只有10%，就要存60年才能买到房子。但我要提醒各位，每人年收入2.7万元是现在农民工的平均薪水，而房价在不停地涨。如果继续这个涨势，农民工攒一辈子钱也买不起房。

还有人问，2.62亿农民工还有后代，新一代的农民工会填充农民工的总数。如果你这么想问题，那就是大错特错。为什么？我们用数据说话，目前我们的农村户籍人口有8.8亿，占中国总人口13.5亿的65%。我们继续对这部分人群做细分，把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去掉，还剩下6.16亿的人口，其中一半是女性。成年女性也是劳动人口，但是她们在结婚之后大多被生小孩、照顾小孩、照顾老人等琐事占据，使得劳动力大打折扣。因此，真正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只有3.08亿男性农民。再说这3.08亿人，有一部分人是留在农村的，他们经营餐厅、小卖部等，这需要3000万到4000万人。把这些人扣除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就剩下2.62亿可供城市雇用的农村劳动力。换句话说，未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增长。那么“造城运动”产生的能够容纳7.1亿人的新城区怎么办？没有人来填充，这就是地方政府搞建设“大跃进”的结果，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各位觉得这就是最终的悲剧了吗？错了，我总结出的“逆城镇化”一旦发生，才是最可怕的悲剧。什么是“逆城镇化”？就是城镇化的质量大幅度降低，它不仅不会带来正面效果，反而会带来极可怕的负面效果。这主要是由两个危机造成的。第一个危机是2.62亿有效农村劳动人口，这个数字要保不住了。为什么？我们国家整体的老龄化速度太快，有效劳动人口下降。拿2012年和2011年的有效劳动人口（15～60岁）数字做比较，下降了345万人。

农村劳动人口年龄分布图

第二个危机是，如此大规模地搞城镇化，让那么多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但是在有效劳动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最后是谁迁入了城市呢？就是老弱妇孺。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拿什么安置这些人。

就拿现有的2.62亿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1.4亿家眷为例。为了安置这4亿人口，我们的政府需要拿出多少钱？根据社科院的调查，为了解决这些进城打工者和家属的教育、保障房、社保等问题，政府要为每个人平均一次性投入2.6万元，落实到4亿人头上，就是10.4万亿。这笔钱是纯粹的成本投入，又不像固定资产那样产生回报。请各位再注意，我们的政府财政收入基本都是连年递增，然后从2011年开始迈过10万亿门槛，到2013年的时候达到12.9万亿。看上去非常多，但是在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上，还是会觉得负担很大。所以我认为第二个危机更可怕，它让各个城市的财政不堪负荷。

这里面还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城镇政府以农业户籍为借口，不承担或减少对他们的财政支持怎么办？对于同样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群人，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应不应该因为所谓的身份问题，遭到“歧视”？这是我们的新一任政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习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讲到了问题的核心，但在各方面既得利益阻挠的情况下，如果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不能进行彻底改革，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不是怎么把城市建得更高、更大，而是思考如何让农村人口即使还留在农村，也能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