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非常高兴能够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举办这么一个国际论坛。感谢各位尊贵的来宾和知名学者，你们的到来使这个论坛满堂生辉。

40多年前的1976年1月，《时代周刊》首次把中国领导人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出来，同时还在他的图像边上用大幅字体提了一个问题：“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China: Friend or Foe?） 这表明当时的美国，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在主席身患重病时，对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充满了不确定。但40多年过去了，许多美国人今天似乎还在问这个问题：“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

最近，不少美国朋友和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都在说：现在美国社会的主流对中国越来越消极，甚至敌视，许多平时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也不敢出来说话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先生最近的讲话给人感觉中国已经是“敌人”了，甚至是很恐怖的敌人，他认为中国正在干预美国内政，甚至“要换一个美国总统”。其实这是很多美国人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哈佛人的想法（众笑）。

我本人倒是希望这些都是“假新闻”，毕竟40年间，中美的各种交流增加了上百倍：以双方的贸易为例，2017年的中美贸易额是1979年的233倍。双方的人员交流也从无到有，今天每天都有14000人来往于中美之间，每17分钟有一架飞机飞往对方国家。当然由于特朗普总统发动了不明智的中美贸易摩擦，刚刚过去的“中国国庆黄金周”，中国访美游客数量下降了40%多。

这里我要补充一句。中国今年的国内消费规模近6万亿美元，这还是按照美元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消费市场更大。换言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发生贸易摩擦，是不可能胜出的。

我也知道有些人对中美关系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关心中国的越来越多。在许多与中国交流多的州和市，从官员到企业界都对中国非常友好。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也表明，尽管特朗普总统挑起了中美贸易战，但多数美国在华企业继续看好中国，其中三分之一计划进一步增加在华投资。

究竟哪种观点是主流，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会儿。即使是悲观观点暂时占据主流，我们也不必过度悲观，毕竟英文中有个富有哲理的说法：Thing may have to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  (情况只有变坏之后才可能变好)，中国人也有个同样意思的表述，叫“好事多磨”。这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只有不断地克服问题和矛盾，我们才能达到知己知彼、合作共赢。这也使我们这次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交流变得格外富有意义。

我们需要直面问题，坦诚沟通，唯有这样才有利于尽快驱散中美关系上空的乌云，使我们双边关系走上比较健康发展的道路。所以我将坦诚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也愿意回答大家的任何提问。我强调“任何提问”，没有禁忌。我想谈谈美国对中国的三个认知误区：

认知误区之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冲突乃至战争难以避免。

认知误区之二：中国要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

认知误区之三：中国奉行扩张主义。

限于时间，我不准备详细论述每一种误解，而是希望揭示这些误读背后的文化逻辑，从而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对这些误读进行解构。

让我们还是回到“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恕我直言，这个问题背后是比较典型的西方式或者说美式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的最大特点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你赢我输、零和游戏。

同样逻辑的论述还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要么与我们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with us or against us）；还有特朗普总统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假设：中国贸易顺差，便是中国得了好处，美国吃了大亏。

依我个人之间，远比这两位政客更加睿智的两位哈佛教授似乎也没有摆脱同样的逻辑，我指的是萨缪尔•亨廷顿教授，他多年前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还有格雷厄姆·埃利森教授，他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尽管埃利森教授的本意是力求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爆发冲突。我认为这两种观点背后的逻辑还是零和游戏、你赢我输，是一方崛起必然要以另一方衰败为代价。

中国有着历史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似乎比欧洲的更加包容和淡定。我们一直认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完全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双赢多赢。

如果以中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提出问题，我们可能不是问“这个国家是朋友还是敌人？”而是问“这个国家是朋友，还是将要成为朋友？（a friend or potential friend?）”。

换言之，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特别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政治传统中，所有国家都是现在的朋友或者未来的朋友，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政治制度划线。即使某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与中国的关系困难重重，但我们坚信，最终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化敌为友。中国今天外交政策的最大特征，我个人认为，就是与所有国家打交道，力争与所有国家都成为朋友和伙伴。

透过“朋友还是敌人”和“朋友还是将要成为朋友”这些字面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别，特别是宗教传统的差别。

欧洲历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战争，不同的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不同的教派之间都打过无数的仗。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但鲜有宗教战争。这种巨大差别很大程度上，我个人认为，与西方一神教传统有关。一神教传统往往意味着：你和我的信仰不一样，你就是异教徒，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乃至邪恶的，我必须把你变得与我一样，否则你就是我的敌人。

相比之下，中国宗教传统本质上是包容与综合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儒释道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使中国成功避免了长期宗教战争的煎熬，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得以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年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欧洲启蒙思想家面对政教合一、宗教战争频发的欧洲，都高度羡慕和赞扬中国这种他们称之为“自然宗教”的传统，也就是切近自然、非政治化，非零和游戏的伟大传统。

当然中国宗教传统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所以中国政教分离的传统源远流长，我们对此感到自豪。

正因为如此，如果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发现埃利森教授所举出的16个案例几乎都是笃信西方政治文化中非此即彼、零和游戏的国家。这种情况拿到今天来比喻中国这样一个不相信零和游戏的国家是没有说服力的。换言之“修昔底德陷阱”（认知误区之一）显然不适用于中国。

同样，中国也没有传教士的传统，中国从来不想改别人家的信仰或者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如果说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把眼光投向中国模式，那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都尝试了西方模式而失败了，甚至是非常惨痛的失败，所以他们想从中国经验中获得启发，这是发展经验的交流，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有益的。总之，中国要推销自己的模式的认知（认知误区之二）也是难以成立的。

我还要指出，埃利森教授的16个案例中所有发动战争的国家都是迷信军事征服的国家。这也是中西方政治历史的一个重大差别。

欧洲历史上的帝国基本上都是军事帝国，武力征服他国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欧洲帝国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殖民战争，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才痛定思痛，走上了和平整合的道路。

中国没有西方军国主义的传统。郑和十五世纪上半叶下西洋的时候，他主力舰的排水量百倍于80来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但中国没有对他国殖民。中国是一个修建长城的民族，长城是防御系统，不是进攻系统。

郑和宝船（资料图/网络）

这种政治文化差别在中美两国对战争的态度中也显示得很清楚。

1890年前后，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就发动了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古巴等西班牙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国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中国也许可以在24小时内收复所有被邻国占领的南海岛礁，但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我们还可以追溯到1964年中国刚开始拥有核武器之时中国就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如果今天所有核武器国家都能这样做，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就可以免除核战争的恐惧了。

美国媒体把这样的中国说成是好战，显然是荒谬的。中国只是从自己近代史上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西方入侵中，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会被任人宰割，所以才开始了追求民族复兴和强大国防的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国防能力很有信心，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总之，中国奉行扩张主义的观点（认知误区之三）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这使我想到了大约一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访，当时西方世界刚刚经历了惨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对西方文化崇尚暴力的传统进行了深刻反省，对中国崇尚和平的传统给予高度赞扬。但当时中国许多知识界人士由于国家被西方列强一次一次打败，丧失了必要的文化自信。罗素则富有远见地指出，终有一天，当中国人拥有足够自卫能力之际，中国人崇尚和平的文化将造福整个世界。

我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今天的情况。中国通过自己数十年的不懈奋斗，经济上发展起来了，获得了充分的自卫能力，但中国不侵略他国，当然也不允许他国侵略中国。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全世界推动和平与发展，包括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主张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正处在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的选择将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美国有一种力量想把中美关系拉入冷战。这即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利益。我记得您，约瑟夫•奈教授本人，在探讨软实力的时候曾说过，宣布中国为敌人，中国就可能成为你的敌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我们都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我们今天聚集在哈佛大学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张维为教授和约瑟夫·奈教授

关键是与其做出一种愚蠢的冷战的选择，不如做出明智百倍的合作共赢的选择，使中美两国尽早摆脱阴影，走上合作共赢的道路。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双方的利益已经十分密切地捆绑在一起，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方面对于这种选择没有任何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有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基因。实际上美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也曾经展示过这样的包容的文化。美国国父之一富兰克林就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中国儒家的著作，他认为人类“需要通过孔子的道德哲学达到智慧的完美顶点”（Confucius’moral philosophy was “the gate through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pass to arrive at the sublimest wisdom ”）。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托马斯·佩恩等美国奠基人都从儒家学说汲取了大量的智慧。

同样，中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也从美国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和智慧，我们一直在向美国学习，现在还在向美国学习，今后还要向美国学习。但这样做不是照搬美国模式，照搬别人的模式从来都不会成功，而且在座的美国朋友也会同意美国模式本身存有不少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眼光是超越美国模式的。我们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和探索，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其中不少内容，我个人认为，值得美国朋友研究乃至借鉴，特别是和而不同与合作共赢的经验。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知中国，我们不是乞求美国这样做，我们永远不会乞求美国这样做，而是认为这样做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我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过，如果我们这么苦口婆心地向你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中国，你们还是不愿意客观地理解中国，那我们真没办法了，我们其实也不在乎，我们就让你们继续在黑暗中徘徊吧（we could leave you in darkness），最后后悔的将是你们，不是我们。

世界历史已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要防止任何把中美关系推向冷战的努力。冷战是基于一种恐怖平衡，即所谓的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互相确信的毁灭)。这种选择会产生对双方和对世界都极为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罗素先生所说的“发疯”。

而我们今天完全可以选择比MAD好百倍的MAP(互相确信的繁荣mutually assured prosperity)，这种选择将给中美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和繁荣。如果我们还能更为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那我们两国的关系就会发展得更好更顺利。

最后，再次感谢这个机会，使我能直接在哈佛大学的讲坛上，在介绍中国文化传统和讨论中美关系的同时，还对三位有全球影响力的哈佛教授的论述提出了自己坦诚的看法。也希望我今天的这个演讲不会被解释成“干涉美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