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如此浩繁，一个人皓首穷经也难窥全貌，再将之用于企业更是无从下手。然而要快速把握住其键，其实也不难，只要懂得和运用国学的十大核心理念：道德、仁义、孝悌、忠恕、诚信、志气、学习、礼乐、中庸、知行。

一、道德：

《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平衡、刚柔相济，这不仅仅是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发展规律，也是企业经营平衡的科学发展观。

   “道”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两支最重要学派——儒家和道家共同重视的理念。儒家强调阳刚，积极进取；道家强调阴柔，与儒家互补，所以要“志于道，据于德”。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对于企业来讲，只要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趋势、需求，让企业符合这种需求，就是合乎道了，坚持下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将接踵而至。俗语说“做买卖不能人撵钱，人撵钱，一辈子累死人”，但相反，如果做事符合大道，反而会发展为“钱撵人，挡都挡不住”。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像多年前央视春晚黄宏与巩汉林的小品《买钉子》中，掌鞋匠与小老板之间的对话：我掌鞋的不卖钉子！要想守住这个摊，必先守住这个道！这话在细想之下，意义多么深刻！

所以什么是“道德”？“道”，从文字上看从“首”，首为头脑，强调理性思维、客观规律；德，从“心”，强调心得体验、主观感受，《说文》解：“德者，得也”，得之于心，又施之于人，这就是德。比如企业管理者有事业有理想、有车有房、带薪休假，那么也把自己所得施之于员工，让自己的职员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是有德了。《大学》中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有德才能聚人，有人才能成业，有业才能生财，有财才能有理想抱负的实现。如果企业家提升了道德修养，拥有了人格魅力，人才都愿意追随，还怕没有效益吗？由此我们也可以思考，为何三国时代的领导者，曹操又名曹孟德，刘备又名刘玄德。可见在事业发展中，“德”与“道”的重要。

二、仁义：

“君仁臣义，君惠臣忠”是传统的概念，而延展到当今企业中其实同样适用，上级常常惦记下属，下属才能时时为领导着想。何为“仁”？“仁者人也”，仁正是人的本质属性；“仁者爱人”，爱就是仁的最大特征。儒家还说“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用文明理智约束自己就是仁，管理者以身作则，确实负起带头人的责任，就是仁；为下属创造发展空间、晋升条件，就是仁；强调制度时法纪严明、奖罚分明，用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就是仁。

   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西方的“博爱”有很大不同：仁爱强调爱有远近亲疏之分。这就给出了一条容易践行、能够实实在在表达仁爱的道路，比如，如何爱祖国、爱人民？那就先从爱企业、爱员工入手吧。

   “义者，宜也”，义就是应该、适宜。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就是做该做的事。该做的事不做，不仅是无勇，更是怯懦，甚至是活得苟且。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是靠着不义之财而得来的富贵，那对于企业家来说就是浮云，易散而且危险。

孔子重视仁，把仁推到高于生命的位置，可“杀身成仁”；孟子强调义，也把义推到高于生命的位置，叫“舍生取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所以仁义之道，就是孔孟之道的核心。

但文化又是双刃剑，作为领导者，一定要对下“仁”，否则下属就会想到另一重文化价值观：“你不仁，我不义”。当然，如果真是遇到老板做事不讲究，这时，考验人气度、胸怀、境界的时刻就到了，一个优秀的高素质员工，反而能有“你可以不仁，我不能不义”的坦然，这就更具有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

三、忠恕：

何为“忠”？尽己之心谓忠。何为“恕”？推己及人谓恕。举例来说，在工作中做到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就是“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如果做事能够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善于理解就是“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喊口号喊得太空泛，总说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但喊忠于祖国的，为什么有机会就最先移民？喊忠于人民的，为什么地沟油、毒大米、过期牛奶换标签事件频出不穷？在传统文化里，言忠，是有具体要求的。比如“为君分忧”，把领导发愁的事解决了，就是忠；比如“为国得人”，鲍叔牙为国举荐管夷吾，曾国藩为国举荐左宗棠，这些都是“忠”的具体做法。

恕，是孔子认同的、概括自己学说的核心思想。有一次孔门弟子里最优秀的儒商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孔子又进一步解释“恕”的表现，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以综合来看“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想要实现抱负，就要帮助别人达成理想；自己想要出类拔萃，就要带动他人出人头地；不希望上级对自己咆哮，就别对自己的下级喊叫；不希望下属办事拖沓，就别对自己的上级敷衍推诿。忠与恕，是一对互补互动的概念，对于企业行为的指导尤其能够落到实处。

四、孝悌

孝是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根，“百善孝为先”。《孝经》中说“孝者，德之本也”，孝是众德之本，孔子就是“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还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就象天地自然一样重要，是社会组成的纲常，是独属于人的文化属性。因为对幼子的爱护，是所有高等级生命的共同特征，动物也天性就会保护幼崽；但是对长者的赡养与尊重，才是人类文化的特有，是人与其他动物之所以不同的根本。所以重视孝，就相当于在重视人类文明。

儒家特别重视孝道，《论语》中有一系列关于孝的讲述，如孝敬、孝顺、孝心、色难、子承父业等等。汉魏时期国家求取人才，就要“举孝廉”，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想想看，一个对自己父母都不好的人，能对别人善良吗？能对企业忠诚吗？能对老板尽心吗？能让人放心任用吗？所以孝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

   孝文化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巨大，因为它不仅仅局限在对自己父母好的层面上——能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旦领导者能注意并且重视到这一点，对员工的父母亲属给予充分关怀、善待，员工的忠诚度就会提升，因为“孝慈则忠”。甚至同事之间关系也会更为融洽，工作业绩也会相应攀升。这就是“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以孝治家、以孝治企、以孝治国，是一定会有实际效果的。

    与“孝”相联的，还有“悌”。“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侍奉双亲是“孝”，而听从兄长就是“悌”。为何关羽、武松都被看做是“义”的化身？因为两个人都在从兄（从刘备、从武大），都是悌道做的好。如果把这样的理念引入企业组织，上级对下级友善，下级对上级恭敬，这时下级对上级的听从、信奉，就不仅仅是因为官大权重钱多的压迫，而是自觉认为听大哥的，就符合了中华文化的悌道，就义气了。员工认同了悌道的文化，就是在靠文化管理着企业，这不就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吗？而且文化直指人心，心服，才是真服。

当然孝悌文化中也有大量的糟粕，传统的《二十四孝》里就存在很多有违人性的诡异之事。为了能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近年，全国老龄办等发布了“新版二十四孝”，其中“教父母学会上网”、“支持单身父母再婚”等，都是充满着时代气息、与实际结合的良好体现。

五、诚信：

   诚信的重点在于“诚”，什么是“诚”？它源于“真”，因为“诚”是从“成”转化而来，“成”指庄稼收成，玉米灌浆颗粒饱满叫“成”，它是真实的客观存在。

现在常说人生追求“真善美”，科学求真，伦理求善，艺术求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缺善、不缺美，但仿佛对“真”的关注不够——其实“真”就是“诚”，由客观的真诚，导致主观的意诚，是发乎真心、内外不欺的表里如一。《大学》中就比喻说，像闻到臭味会捂鼻子、见到美人会多看几眼一样，是人自然而然的反应。因此，“诚于中，形于外”，做到真诚与意诚的统一，才是“信”。

    所以“信”与“诚”，互为表里，只有真诚发源于内，才能信约履行于外。

   我们现在强调“诚信”，其实是过多注意“信”的一面，而忽略了“诚”的一面。如果内心本不情愿，答应得勉强敷衍，那又怎么能认真履约呢？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之际，就遇到一件事，“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孔子等人路过蒲邑遭围，历经奋战，惧怕了孔门弟子的蒲邑乱民，同意放孔子一行人离去，但要他们不得前往蒲邑背叛了的卫国。而孔子脱险后却一路前往卫国。子贡就问，约定好的条件可以不遵守吗？而孔子坦荡回答：在胁迫下讨的条约神明是不会认可的。在孔子价值观念里，最重要的是“诚于中”，而后才可“形于外”。

当今社会的诚信危机严重，一些企业一味追求快速提升市场竞争力，企图侥幸获胜，常常缺少职业道德。缺德其实欠缺的就是根本的诚意，所以夸夸其谈的信条都是假的，产品、合同、资金等等环节出现的问题，无一不是诚信问题。企业要想实现产品成本与价格的协调、实现产品质量与品牌的统一，就要首先实现的“诚”与“信”的协调统一。

六、学习：

“学习”的观念，是传统文化留给现代社会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它与政治无关、与伦理无涉，不受时代限制，是人生进取的永恒动力。《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孔子用其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型人生的榜样。受着中国文化中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一种文化基因，代代遗传。哪怕是在贫寒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老一辈人也都会有共识：只要孩子好好学习，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书。这样共同的表述，折射出“学习”这一观念在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地位。

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企业发展，都要关注学习。学习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该成为一种行为习惯，更该成为企业现代化和适应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学”和“习”又有差别，“学”是汲取知识，“习”是运用知识。《说文解字》中说“习，数飞也”，“习”就如同是鸟类学飞时、多次练习飞翔的过程，不经练习，无法把所学真正掌握并运用。所以“习”的价值，是能够使知识转化为确实的能力。尤其是在知识爆炸、信息量急剧增大的今天，单纯的记忆知识，价值并不大，重点在于拥有文化——“文化”不要当名词看待，要当动词使用，像冬去春来冰雪融化、春风一吹草木绿化，而教育的使命就在于教化，关键是通过知识使人转化。要想让知识成为技能，就必须让专业知识常识化。怎样是常识化？这就叫作“习以为常”。所以学习是企业领导和员工提升的重要途径，是现代企业必须给予足够重视的一个常项指标。

七、志气：

志气，乃立志养气。“志”是目标、目的，《尚书》言“若射之有志”，志就是射箭时瞄准的那个目标。孔子非常重视立志，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中就几次记载了孔子与弟子谈论人生理想。

    志是目标，企业领导者首先要明确目标，而后还要把目标分解，将这个大目标化解为团队中每一分子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小目标。领导者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无为”，而大家又都“无不为”。这正是中国式的为官之道、为政以德、无为而治的领导艺术和至高境界。

“志”是目标，但仅有目标还不够，所以孟子就补上了“气”，气是动力、能量，是人的主观能动性，通俗说就是人的心劲儿。孔子论立志，孟子说养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顶天立地、正大光明的人间正气，浩然之气，就是文天祥所说的“天地有正气”。

因为要想实现一种理想，有了目标，还要有动力。譬如一辆车，目标归于方向盘的操作，动力归于发动机的支配。中国人称赞一个青少年，往往说这孩子真有志气。志气，在企业，就是企业文化；在部队，就是亮剑精神；在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国魂。

八、礼乐：

周王朝推翻殷商政权，周公旦做了一项重大政治举措，就是“制礼作乐”，这使中华文明大大前进了一步。为什么要强调“礼乐”呢？《中庸》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大学》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管是天子还是平民，都要以修身为本。这都说明了修身的重要性。

    修身，是对内修心、对外修行。修心，要修心志、修心性、修心情，因为性虽难改、情却可控，把握情绪、善用情感，就是一个人内心修炼的重要心法。修心的同时，要注意古人说的“乐以和情”，音乐不作用于人的理性，却直接作用于感性系统，因而用音乐调整情感、情绪，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我们看到一些优雅的工作环境，常配以舒缓的音乐，如高档的服务场所，茶楼、养生馆、金融会所等等。所以企业也要有自己的歌曲，那是企业理念最核心的体现。

    内修外用，内圣外王。内在是修心，而外显出来的是行为层面的东西，包括人的视听言动，或叫言行举止。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是一种吸收，如果视听的内容不健康，人的心理文化结构就不可能健康。所以我们提倡，现代人在追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同时，还要追求文化健康。而“言动”是一种外放，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修为好的人，能够做到不怒自威，八面威风，从而形成气场。

观念形成行为，行为体现修养，内在的修行自己感受，外显的修养他人看到，所以中华民族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谦谦君子、彬彬有礼，从而彰显出真正的泱泱大国、礼仪之邦。

九、中庸：

   中庸，将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未来的最高智慧之一。“中庸”就是“用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就是统筹兼顾、允执其中，它强调无过、无不及，是恰好、是适度、是科学发展观。

比如企业发展，不能一味追求利润，而偷工减料、假冒伪劣；不能过于追求效益，而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环境污染；不能过度进取扩张，而以牺牲资源为代价、以牺牲信誉为成本。

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领导者必须具备中庸思想，以作为一种领导艺术。譬如，当遇到问题感到左右为难，如果素有“中庸”的学习和训练，就会意识到，此时还有一条路作为选择，这条路能让人从左右为难变成左右逢源。而这条路，往往把矛盾化解为最小、把优势发展到最大，是一条最稳妥的路、一条创新的路，就是中庸之路。

   “中庸”启示我们，看问题不能机械理解、一分为二，不能看人非好即坏、看社会非社即资。理论要突破，发展要创新，我们就是要走出一条既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又吸纳资本主义先进管理经验的执中之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一条既具有西方管理制度、又抱有中国文化情怀的企业发展之路。

十、知行：

传统的智慧，都源于人生的实践。古圣先贤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把丰富的学养和毕生的经验，总结成一条条格言式的至理名言，留给了我们后人。后人把这些经验运用于生活，通过实践得到再印证，再度传播，经常反复，进而凝聚为人生经典。

所谓经典，“经者常也，言常道也”，经中所载的，都是寻常日用的恒常道理、永恒价值。那么，用五千年积累下来的人生智慧，来指导我们的百年人生、百年企业、百年社会和平发展，关键就在于要让智慧真正指导行为。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识开启行为，行为成就知识。早年信仰王阳明“知行说”的陶行知，曾叫陶知行，后来读了的《实践论》，深深折服于“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认识，理论知识从实践中来、要再回到实践中去，所以他更名为陶行知。知与行，就像蛋与鸡，相互作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正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企业要想提升，社会要想发展，个人要想进步，一定要重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把所知与所行联系起来，相互印证、相互改进、相互学与习，就是知识之于人生的割裂，是所知的浪费和遗憾；也是行为之于思想的落后，是所行的盲目和莽撞。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一，才是企业与人生且行且思、不断提升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