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独立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作为高中物理教师或研究院职员，就不会有这么浓烈的家国情怀去思考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或者至少没有机会让家国情怀得以充分施展。毕竟，养家糊口，过好日子，就是第一位的事情，当然也就是最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尽量多挣钱，生儿育女，尽好孝道。至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无暇他顾。也就是说，自己的专业知识，是为学校或研究院服务的，一方提供专业知识，一个给予应得收入，市场交易，相当现实。而且，干得好就多挣钱，干得差就少挣钱，就这么简单。但是，现实中，我是名副其实的独立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要说真话，应该说真话，力争说好真话。什么是真话？就是体制内知识分子不愿讲不能讲不敢讲的话，就是为民请命的实话，就是当政者不爱听的难听话。这样的话，就不是为了个人致富，而是为了国家发展得好，人民生活得好，国泰民安，兴旺发达。前者，我是家庭的人，尽孝为先；后者，我是国家的人，尽忠为先。常言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确实，为国效力的人，往往难以顾及家庭。同样，为家庭日夜操劳的人，几乎不理会国家大事。从我的具体情况看，到了转型的关口。也就是说，如果形势更加严峻的话，就要从为国分忧转型到家事为重。马寅初先生，有两句名言，值得后辈们学习。第一句，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第二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到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天底下，有三种知识分子，一种是有良知，一种是无良知，一种是沉默（即介于有良知和无良知之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坚守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无良知的知识分子，指鹿为马，怙恶不悛；沉默的知识分子，端好饭碗，不参与议论国家大事。那么，就整个社会而言，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要给予鲜花掌声；对于无良知的知识分子，要批判斗争；对于沉默的知识分子，要抱以理解尊重。事实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敢于说真话，还是有代价的，譬如无饭碗或砸饭碗，严重的情况，譬如坐牢或家破人亡。所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真话不全说，甚至去做沉默的知识分子。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说过，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还是至理名言，甚为精辟。对此，有人给出了解释，假话全不说，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表现了一个人优良的人格魅力。真话不全说，是一个人做人的技巧问题，表现了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假话什么时候也不说，真话该说的时候就说，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说，能做到这样人就不简单了。在新浪微博上，我苗实已经被限制发微博了，不难理解，说明说真话有作用，不容易。作为独立经济学家，我也只能做到说一部分真话，而相当大的部分不适宜给年轻人讲。改革开放，这事情，只是开了一个头，成绩确实有一点，但是离取得决定性胜利，还有相当远的距离。譬如，改革开放出现停滞，甚至后退，不是不可能。毕竟，计划市场处在拉锯状态，互有来往，胜负未明。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表明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要把政府配置资源的态势扭转谈何容易。现在，一方面，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肯定不会自动缩回去，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克服既得利益；另一方面，看得见的手太软弱，主要是法治不彰，政府权力不受约束监督，出现严重的设租寻租现象，企业和老百姓苦不堪言。而且，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也好，太软弱也好，都存在扭曲市场，进而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在新政府上台以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正如丁学良先生所言，两年半来，借由大力反腐败揭发出来的一片片塌方式案例，特别是普遍的“软抵抗，不作为”现象，透露出一个无比沉重的信息：对中国庞大的官员体系来说，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卖力干活，工作出绩效的最主要激励，实际上来自正式工资和福利之外的那些收入和好处。因为目前的反腐败并没有减少他们正式的工资和福利，清扫的只是不属于这个清白范畴的种种实惠，也就是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那几块。这么一来，他们就普遍地消极怠工，上班不做事，出勤不出活了。

       我读读写写，半辈子，就是刚过去这六年，集中写了一些自己的东西，说了一些真话。至少可以讲，自己的心灵得到了不少慰藉。而且，说出来，听到的人会更多。马克思说过，我说出来，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有人说，你苗实敢于说真话，为国家社会贡献良多。可是，国家社会没有回报你，甚至连一分钱都没有。我回答道，自己本来就是为了追求理想，不是为了名利，就算目前暂时没有回报，不代表未来没有回报。而且，我写的东西，虽然当下遭到无视甚至排斥，貌似毫无价值，但是文章既然写出来，公开发表了，就存在这样那样的影响，必有其合理之处，沉淀久了，那种深远的历史价值肯定会得以体现，不会永远被埋没。可以说，大多数普通人是现在种现在收，周期长一点，也就二十年左右。不过，独立学者不一样，他是现在种未来收，短则三五十年，长则百年，都不奇怪。也就是说，普通人做的是短期投资，独立学者做的是长期投资，前者享受的日子来得很早，后者享受的日子来得很晚。也许，还可以用一个成语表达，大器晚成。有不少人建议，应该试着把你的研究向上面好好反映一下。我说，作为独立学者，数十年如一日读书，能够著书立说，以飨读者，幸矣。如果国家弃之不用，是国家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汉书云，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什么意思呢？人才是国家的宝器，得到人才国家就稳固，失去人才国家就倾危。在过去，有许多不明就里的人，指责我，甚至辱骂我。说实在话，我为了自铸国之重器，做到了不畏人言。

 在新浪微博上，前几天有个人老是在我这胡说八道，我就拉黑了他。而且，我是用微博以来第一次使用拉黑功能。可以说，好言好语，真还以为我软弱呢。我就是一个守本分的读书人，自始至终老老实实，身正不怕影子斜。再者，书生不一定正确，但一定有自己的主见，这个必须搞清楚。读书人，读书人，就是专门读读写写，一方面以精神财富供养别人，另一方面又获得别人物质财富之供养，理所当然。而且，这里的别人前后可以不同，譬如我本人，著书立说，以飨读者，即读者获得了我的精神财富之供养，但是读者没有反过来以物质财富供养我，而是自己所在的整个家庭在运用物质财富来供养我。这里，出现了市场交易的错位，即我把精神产品给了读者，而读者没有付费，无偿享用了，与此同时，家庭把物质产品给了我，而我同样没有付费，无偿享用了。之所以市场交易错位，出现我与读者这么一对剥削者，就是因为中国说真话的思想市场遭到政府人为干预了，变得扭曲失常了，无法实现顺畅之市场交易了。有人会说，既然是这么一个窘境，你不写，什么挣钱，干什么，不就完事了，又何苦为难自己，连累家庭。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这个人，作为真正的读书人，位卑未敢忘忧国，有浓重的家国情怀，从小到大四十多年，学习研究各种知识和专业，就是想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也就是说，尽管我是剥削家庭，同时又被读者剥削，但是自己以经济学和国学的专业擅长，在网络上发表大量文章，敢说真话，为民请命，上面提到的“经世济民”理想抱负得以实现，这是其中最高的价值了，天下莫不向往。要知道，“经邦济世，强国富民”是历代中国有志向和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崇高思想境界。而且，经济学本来就是“经世济民”之学，充分体现经济学厚生和惠民的人文主义思想。人人常说之“经世济民”，就是以探求经济运行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人不懈追求的目标，它将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奉献社会，将个人的成才抱负融入为最广大人民造福之中，这是社会进步需要的个体素质的完善与人格信念的升华。    

       过去，有马寅初。作者张昌华有这样的介绍，马寅初有句名言：“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了；言人之不能言，那就更难了……我就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甚而做的比说的更精彩，直至耄耋之年。马寅初擅演讲。他的讲词不仅语言幽默，而且词锋犀利，天马行空，素不把任何大人物放在眼里。他是中国经济学社老社长，孔祥熙是一般社员。1938年岁末，学社在重庆召开年会，马寅初特地邀请孔参加。会上马寅初当众质问孔祥熙：“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不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造成财政大混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是何用意，要请部长指教。”这当头一棒，打得孔祥熙不知如何作答时，马寅初又“刺刀见红”，直指国民党要员们的贪赃枉法：“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之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还通过种种办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大发国难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这一板斧更砍得孔祥熙呆若木鸡。尴尬之际有人建议休息十分钟，才缓解了僵局。孔氏乘机溜之大吉。蒋介石闻讯十分恼火，怯于马寅初的社会名望不便“动武”，改为利诱。马寅初拍案而起：“不就是说了句真心话，写了几篇文章吗？要赶我走？没门！要以高官厚禄收买我？休想！”后奋笔疾书一则“严正声明”，文末说：“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另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是1940年在重庆对陆军大学将官班作的“抗战财政问题”。马寅初说：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势，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国难财。真是剑指四大家族。会上马寅初还呼吁撤孔、宋的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充作抗日经费。这“狮子吼”，震得台下掌声雷动，但吓坏了主持会议者，对马寅初连声“谢谢”都不敢说，便把他请上车送回家。1940年11月10日，在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星期讲座”上，马寅初登台劈头就说：“兄弟今天把儿子女儿都带来了，我今天的讲话，就算给他们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这爆炸性的开场白引起场下骚动。马寅初打罢“苍蝇”又打“老虎”：“蒋委员长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充其量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1948年金圆券币制改革之初，马寅初一针见血指出：“妄图用高压政策把物价限制在硬性规定的水平上，这既不是币制改革的成功，也不是管理物价的办法。”他调侃蒋介石不懂经济常识：“因为蒋介石是行伍出身，只懂得立正稍息那一套。他喊一声立正，他的部下官兵就不敢稍息。打内战他是内行，但是搞经济就外行。这个物价就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他喊立正，而物价还是要向前跑。”对蒋介石要把黄金收归国有，原定五万元一两，后只付四万元一两而引起的“黄金风波”，马寅初怒指此举是违背“经济学法则”的流氓行为。演讲时他巧打比方：“我同蒋介石做了一笔生意，买他每包十支装的哈德门香烟，我同他已经签订了‘使用合同’，我已经照价付款了；但他交货时，每包烟里却只有九支，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敲人竹杠’吗？”马寅初的风骨随处可见，敢作敢当。1955年因《新人口论》遭围剿时，他悲壮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到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正如郭沫若在1940年说：这个马寅初，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1946年马寅初为重庆大学学生许显忠题词。

       现在，有于建嵘。作者章文在《犬儒遍地中的风骨》一文中写道，最近两天，于建嵘又被刷屏了。他在网上曝光了单位书记约其谈话的手机短信记录。在短信往来中，说着说着他终于没能忍住，对那位书记予以痛斥：一个没有是非观的领导，一个没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一个没有学术创造的研究员，有什么资格经常对我指手画脚？！我告诉你，受够了。从今以后，收起你那一套。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北京东书房公益服务中心”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后，于建嵘捐了20万。孰料其所在的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书记要于建嵘立即写情况汇报，于建嵘以自己不是法人只是捐款人为由拒绝。于是两人之间爆发了一段“短信”吵架。书记潘：于教授，你参加任何机构必须报批！你应该理解。没批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可的。于建嵘：我只是捐款人，报什么批！书记潘：希望你写清情况。我们及时汇报。要爱自己。于建嵘：你作为共产党的基层领导，不分是非，我不写！书记潘：我只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地火运行日久，今日终于喷发。于建嵘在微博上批露说：这几年，被约谈十多次。基本上是莫名其妙的事。比如，5月27日，被约谈原因是有部门对我最近在北京大学关于家庭教会的演讲很不满。事实上这演讲时间是2008年12月11日。每次约谈还象审犯人：要有主谈人和陪谈人及记录。明知道事情不符，还要装模作样地说：你不要做组织和领导不让做的事，我们是为你好。此前在我们的聊天中，于建嵘还提及单位禁止他出国一事，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得不到批准。问是哪个单位下令的，单位领导从来不说明白。这不由让于建嵘怀疑是单位领导的自作主张。这种怀疑是合理的：单位领导担心他出国后再捅出什么乱子牵连到自己，于是干脆以上级的名义不批准他出国。类似情形想必不少人遇见过。单位领导受到上面的压力肯定不是假的，但单位领导自我加码、将压力下移也一定不是假的。为了逃避自我良心的谴责，单位领导还会说“我们是为你好”。于建嵘忍无可忍的发飙，不止这一次。几年前他去江西万载县给当地官员讲课，呼吁他们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课毕吃饭期间，县委书记说“为了发展，就得拆”。于建嵘回应说“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县委书记语带讽刺地问“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一怒之下推椅而起，离席而去。还有一次情节更激动人心的。也是数年前，于建嵘受邀参加统战部组织的一个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研修班，活动结束当天是学习后的发言，其实也就是政治表态。当着刘延东的面，某海归经济学家的发言令于建嵘讶异，大意是：我在美国待过多年，回到中国才知道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民主……轮到于建嵘了，他起初不愿发言，副部长主持人坚持让他“讲几句”。于建嵘只好实话实说：刚才xx的发言实在让我听不下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这样违心地讲话，坐在台上的刘延东等领导瞧得起我们吗？言毕，台下鸦雀无声。副部长主持人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收场。好在刘延东及时出来打圆场，以“午饭时间到”为由结束了这场尴尬。更有意思的一幕还在后面：午餐时，于建嵘坐的那张桌子没有一个人过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都躲着他。孤独无趣的他“悻悻”地抓起包打道回府了。于建嵘和我讲起这一幕时，说他能够理解那些人的选择：老弟呀，你是不知道权力给人带来的诱惑和好处有多大，不是一般人可以抗拒得了的！与他同期的研修班同学随后大都当上全国政协委员，那位海归经济学家后来还当上了央行货币委员，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莫道士林尽媚骨，拍案一怒于先生”。这是一位网友对于建嵘的评价，堪为实情。1949年之后的多次运动（1957年反右、1966年的文革、1980年代的反自由化以及随后的天安门事件），已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打断。近年来在加官进爵以及巨额国家课题经费的收买下，知识界更是犬儒遍地了。就我目力所及，学界像于建嵘这样的硬骨头少之又少了。这也是近年“民国热”的一大原因。不少人撰文怀念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傲骨以对领袖的。譬如傅斯年，就始终不答应蒋介石拉他入朝为官的美意，并且还在媒体上炮轰蒋介石的（财长）小舅子：“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如今呢，更多见的是拍马溜须之徒，整日一门心思琢磨上意，比赛着邀功希宠。在网上看到那些“中国梦”的国家课题申请表，脑海中顿时浮现一群狗在抢夺肉骨头的场景。劣币驱逐良币的大环境下，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往往会被委以重任。于建嵘单位的书记大概就是这样的人。此类人没有别的能力，只能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对于这种“平庸的恶”，我很支持于建嵘公示于众的做法：我们要将一切作恶的或帮助作恶的言行，留给这个时代和未来。要让他们家人及他们的子孙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要认为有个“组织”这样的马甲，就可以免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