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中国
经济遭遇困难,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外部全球
经济衰退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出口导向型明显的地区遭受寒流,如珠三角和浙江等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初期,如果中国
经济早已转型成功依靠内需拉动,那就完全可以抵御外部的侵袭。
但是,正是由于中国
经济处于转型初期,又碰上“百年一遇”的全球
金融危机,因此,转型
战略进退两难:继续推进转型,则会与全球周期性
经济衰退构成中国经 济的双重
压力,可能造成大量失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转型半途而废,则中国
经济就失去未来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只换回暂时的稳定,同时也失去了难得一遇的转 型机遇,因为只有外部的
压力才能真正推动转型。
广东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明显的
经济大省,已经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是中国最早遭遇转型压 力的地区。这个
经济体已经承受了外部
市场急速萎缩的打击,在上述两难抉择中,广东可能面临的风险在于:会失去一次难得的转型机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机会在于企业“大扫除”、“大洗牌”中,实现区域发展模式的转型。
在广东何去何从的争论之中,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广东省进行了详实的调研,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
改革需要形成共识
《21世纪》:经过实地的调研,您如何理解和看待广东的转型?
胡鞍钢:从
经济角度和各国实践来看,根据要素禀赋,产业的转型与升级的发展逻辑一般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逐步递进,比较系数都显示了 这一点,虽然不同国家国情会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劳动力比较系数先上升后下降,资本、矿产、技术等要素都有这个现象,所有
经济体都面临要素成本不断提高 后,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的问题。
广东在改革开放30年后,要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推进,否则就 无法抵消成本的上升
压力。现在,广东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产业如何升级,另外就是相当多的产业需要转移(比如纺织、玩具),要么向海外转移(如越南),要 么向内陆省份转移,产业升级与转移同时进行。
珠三角的成功之处在于,国内外的竞争
压力迫使其不断转移和升级,此次外部冲击加剧了
压力。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也是在1997年亚洲
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加快了转移步伐,那次危机对中国影响较小,这一次影响很大。
《21世纪》:广东转型的困难和阻力在哪里?
胡鞍钢:实际上广东的几任领导人都提出过转型,但是人们都是有惰性的,也有利益集团阻碍,转型推进不够及时和坚决,因此,在此次危机面前才会遭受挫折。
广东目前存在一个规模很大的食利阶层,他们不代表先进的
生产力,财富是靠创新创造的,这些依靠租金食利的阶层是财富的转移主体,而不是创造主体。他们增加了广东改革的成本和难度,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比如有些市,各个区都有自己的工业园、开发区等等,各干各的。
改革需要大家形成共识,否则广东就是死路一条。实际上,广东面临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时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
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进入上中 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会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衰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并持续低迷。因此,广东的 未来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不能继续固守既得利益,否则,在这个转型期很容易跌入陷阱。
《21世纪》:广东如何推进转型呢?
胡鞍钢:转型需要创新驱动,我认为,广东至少要在四个方面进行大胆创新。首先要观念创新,现在很多改革先行者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以老大自居,反而中 西部地区观念明显进步。这说明改革最先受益者利益固化,既得利益者产生路径依赖,广东需要思想解放,放下成功的包袱,不能“小满则安”。
其次,要进行
市场创新。广东企业主要是出口企业,广货行销全球,2000年-2007年间的统计,广东跟国内其他地区的净国内贸易基本是平衡的,现在则 是净购进占10%,这意味着广东货在国内的占有率很小,在出口遇到困难的时候,正好是考虑与国内
市场一体化的时机,要重视国内
市场。
三是要进行制度创新,作为改革的先行者,广东应该在
市场机制、交易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户籍等方面大胆进行制度创新,为中国的改革闯出一条路来。四是技术创新,大力扶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
我在佛山考察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工业园在合并后还有20多个,工业产值超过万亿。这一方面说明,地方
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地方积极性,但是地方政府主导也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固守成功。当
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和转型期的时候,广东不能老往后看,担心是否被山东或者浙江追赶上。
广东应该向前看,盯住韩国作为下一个超越的目标,我认为广东的第一目标是韩国,长远目标是美国加州,加州不仅是美国的第一大
生产州,人口贸易第一大州, 也是美国大学最多的州,中国也应该搞省立大学,因为广东要创新就需要大量科研机构,目前,广东正考虑与中科院建立华南分院。
不能因为痛苦就反对转型
《21世纪》:但是,在当前
经济比较困难、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下,推进转型是一个好时机吗?
胡鞍钢:我个人认为,现在是广东进行企业“大扫除”、“大洗牌”、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好契机。
广东的转型提了很多年而进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以前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发展模式转型有很大的阻力,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格局。目前的危机,是
市场的力量形成了转型的“倒逼机制”。
当外部危机来临时,无论是产业、产品、企业都将面临一次大洗牌,不转不行、不洗不行,这并不是政府的指令行为,而是基于
市场的调整,是
市场无形之手在起作用。
通过洗牌以后,剩下的企业就会形成规模
经济或者品牌。政府不能继续保护那些落后的
生产企业,而是要支持那些节能降耗、技术升级的企业,当然,要同时尽力保工人、保就业,通过提供就业
培训、就业信息,帮助工人实现转型,从劣质企业转到优质企业。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广东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们如何适应这个比较痛苦的转型过程,尽快找到地方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升级的转型途径。不能因为痛苦就反对转型,因为不转型的话,
市场还会用它的无形之手教训我们。
《21世纪》:广东要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胡鞍钢:广东处在中国发展的前沿,不可避免的首先碰到重大转型问题,在各省市中最早需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为中国的整体转型提供经验。
这就需要实现从传统
经济发展方式向现代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经济发展过程,我比喻为一个孩子在不断成长,随着他的成长,需要不断地换衣 服,如果等到了而立之年,还是小时候的衣服,就很不合身了。广东改革开放30年后,如果还固守着简单的加工贸易、出口导向模式,显然与中国
经济和国际环境 已经不相适应,因此要找到另一件合适的衣服,才能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足够空间。
我认为广东应该继续开放,从外向型
经济向开放型
经济转变,所谓开放型
经济就是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广东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处理好社会分化问题,应该探索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比如,虽然广东是中国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广东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为49.7%,明显地高于全国35.0%的平均水平。这说明贫富差距较大,必须推进城乡一体化。政府的责任重大,一定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
比如,广东有1900多万外来人口,如何与本地人融合,广东如何容纳这些人,形成利益共同体,政府要平等地提供当地所有公共服务。这些外来人口创造了广东近1/4的财富,广东应该在发展共享方面在全国做出表率。
比如,广东能耗虽然比较低,但是单位面积的污染排放比较高,在积聚人口和要素的同时,也积聚了污染,下一步要达到58%的森林覆盖率,追赶日本66%的水平,建成世界最大的绿色发展中心,让自然成为广东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的探索为中国提供经验
《21世纪》:广东的转型如向与国家发展
战略相一致推进?
胡鞍钢:最近,国务院已原则通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把地方发展
战略作为国家规划,对广东有了新的定位。广东应该尽快形成共识,少争论多干,把力量和目标凝聚在这个纲要上。
这个《纲要》的制定以广东地方为主,中央为辅。广东的探索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分析框架,与《纲要》不谋而合,将本地的发展
战略与国家的规划达成一致性,地方与国家的积极性也是一致的。
现在,广东不能再争论了,信心与共识比黄金都重要。我认为,广东应该首先就转型达成政治共识,这已经体现在纲要上;其次是形成人民共识,也就是社会共识,改革要当地人与外来人口都受益于发展。转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广东要战胜短期的危机以及自己的惰性。
《21世纪》:中国目前也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吗?
胡鞍钢: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成功转型的国家在全世界没有几个,大部分都失败了,这与这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关。
在这个转型阶段,社会利益诉求很多,要求民主的呼声超过重视
经济继续发展,也就是从发展欲求转向民主诉求。民主转型的混乱导致在全球化条件下,
经济发展 不进则退。泰国刚刚暂时结束的危机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让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再比如我国台湾地区,以民主的名义长期内斗,政治人物、教授都和小丑 一样互骂,师道尊严和秩序全都打乱了,现在台湾
经济已经落后于韩国,“台湾奇迹”成了“台湾陷阱”。
一般而言,在这个阶段,如果产业升级与转型找不到方法,如果政府无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如果腐败问题解决不了,政府就会成为公民攻击的对象。在这一阶段政权更迭特别多,也特别快。
因此,为了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要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能够成功实现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所有人公平的享受到公共服务,建立有效的廉政体系,防止腐败发生,让政府受到监督,重视环保,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