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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胡鞍钢：改革信心与共识比黄金更重要

战略管理

2016-01-20 9719

当前中国经济遭遇困难，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外部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出口导向型明显的地区遭受寒流，如珠三角和浙江等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初期，如果中国经济早已转型成功依靠内需拉动，那就完全可以抵御外部的侵袭。

　　但是，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初期，又碰上“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因此，转型战略进退两难：继续推进转型，则会与全球周期性经济衰退构成中国经济的双重压力，可能造成大量失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转型半途而废，则中国经济就失去未来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只换回暂时的稳定，同时也失去了难得一遇的转型机遇，因为只有外部的压力才能真正推动转型。

　　广东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明显的经济大省，已经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是中国最早遭遇转型压力的地区。这个经济体已经承受了外部市场急速萎缩的打击，在上述两难抉择中，广东可能面临的风险在于：会失去一次难得的转型机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机会在于企业“大扫除”、“大洗牌”中，实现区域发展模式的转型。

　　在广东何去何从的争论之中，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广东省进行了详实的调研，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

　　改革需要形成共识

　　《21世纪》：经过实地的调研，您如何理解和看待广东的转型？

　　胡鞍钢：从经济角度和各国实践来看，根据要素禀赋，产业的转型与升级的发展逻辑一般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逐步递进，比较系数都显示了这一点，虽然不同国家国情会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劳动力比较系数先上升后下降，资本、矿产、技术等要素都有这个现象，所有经济体都面临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后，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的问题。

　　广东在改革开放30年后，要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推进，否则就无法抵消成本的上升压力。现在，广东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产业如何升级，另外就是相当多的产业需要转移（比如纺织、玩具），要么向海外转移（如越南），要么向内陆省份转移，产业升级与转移同时进行。

　　珠三角的成功之处在于，国内外的竞争压力迫使其不断转移和升级，此次外部冲击加剧了压力。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也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加快了转移步伐，那次危机对中国影响较小，这一次影响很大。

　　《21世纪》：广东转型的困难和阻力在哪里？

　　胡鞍钢：实际上广东的几任领导人都提出过转型，但是人们都是有惰性的，也有利益集团阻碍，转型推进不够及时和坚决，因此，在此次危机面前才会遭受挫折。

　　广东目前存在一个规模很大的食利阶层，他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财富是靠创新创造的，这些依靠租金食利的阶层是财富的转移主体，而不是创造主体。他们增加了广东改革的成本和难度，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比如有些市，各个区都有自己的工业园、开发区等等，各干各的。

　　改革需要大家形成共识，否则广东就是死路一条。实际上，广东面临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时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会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衰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并持续低迷。因此，广东的未来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不能继续固守既得利益，否则，在这个转型期很容易跌入陷阱。

　　《21世纪》：广东如何推进转型呢？

　　胡鞍钢：转型需要创新驱动，我认为，广东至少要在四个方面进行大胆创新。首先要观念创新，现在很多改革先行者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以老大自居，反而中西部地区观念明显进步。这说明改革最先受益者利益固化，既得利益者产生路径依赖，广东需要思想解放，放下成功的包袱，不能“小满则安”。

　　其次，要进行市场创新。广东企业主要是出口企业，广货行销全球，2000年-2007年间的统计，广东跟国内其他地区的净国内贸易基本是平衡的，现在则是净购进占10%，这意味着广东货在国内的占有率很小，在出口遇到困难的时候，正好是考虑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时机，要重视国内市场。

　　三是要进行制度创新，作为改革的先行者，广东应该在市场机制、交易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户籍等方面大胆进行制度创新，为中国的改革闯出一条路来。四是技术创新，大力扶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

　　我在佛山考察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工业园在合并后还有20多个，工业产值超过万亿。这一方面说明，地方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地方积极性，但是地方政府主导也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固守成功。当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和转型期的时候，广东不能老往后看，担心是否被山东或者浙江追赶上。

　　广东应该向前看，盯住韩国作为下一个超越的目标，我认为广东的第一目标是韩国，长远目标是美国加州，加州不仅是美国的第一大生产州，人口贸易第一大州，也是美国大学最多的州，中国也应该搞省立大学，因为广东要创新就需要大量科研机构，目前，广东正考虑与中科院建立华南分院。

　　不能因为痛苦就反对转型

　　《21世纪》：但是，在当前经济比较困难、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下，推进转型是一个好时机吗？

　　胡鞍钢：我个人认为，现在是广东进行企业“大扫除”、“大洗牌”、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好契机。

　　广东的转型提了很多年而进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以前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发展模式转型有很大的阻力，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格局。目前的危机，是市场的力量形成了转型的“倒逼机制”。

　　当外部危机来临时，无论是产业、产品、企业都将面临一次大洗牌，不转不行、不洗不行，这并不是政府的指令行为，而是基于市场的调整，是市场无形之手在起作用。

　　通过洗牌以后，剩下的企业就会形成规模经济或者品牌。政府不能继续保护那些落后的生产企业，而是要支持那些节能降耗、技术升级的企业，当然，要同时尽力保工人、保就业，通过提供就业培训、就业信息，帮助工人实现转型，从劣质企业转到优质企业。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广东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们如何适应这个比较痛苦的转型过程，尽快找到地方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升级的转型途径。不能因为痛苦就反对转型，因为不转型的话，市场还会用它的无形之手教训我们。

　　《21世纪》：广东要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胡鞍钢：广东处在中国发展的前沿，不可避免的首先碰到重大转型问题，在各省市中最早需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为中国的整体转型提供经验。

　　这就需要实现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现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我比喻为一个孩子在不断成长，随着他的成长，需要不断地换衣服，如果等到了而立之年，还是小时候的衣服，就很不合身了。广东改革开放30年后，如果还固守着简单的加工贸易、出口导向模式，显然与中国经济和国际环境已经不相适应，因此要找到另一件合适的衣服，才能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足够空间。

　　我认为广东应该继续开放，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所谓开放型经济就是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广东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处理好社会分化问题，应该探索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比如，虽然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广东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为49.7%，明显地高于全国35.0%的平均水平。这说明贫富差距较大，必须推进城乡一体化。政府的责任重大，一定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

　　比如，广东有1900多万外来人口，如何与本地人融合，广东如何容纳这些人，形成利益共同体，政府要平等地提供当地所有公共服务。这些外来人口创造了广东近1/4的财富，广东应该在发展共享方面在全国做出表率。

　　比如，广东能耗虽然比较低，但是单位面积的污染排放比较高，在积聚人口和要素的同时，也积聚了污染，下一步要达到58%的森林覆盖率，追赶日本66%的水平，建成世界最大的绿色发展中心，让自然成为广东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的探索为中国提供经验

　　《21世纪》：广东的转型如向与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推进？

　　胡鞍钢：最近，国务院已原则通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把地方发展战略作为国家规划，对广东有了新的定位。广东应该尽快形成共识，少争论多干，把力量和目标凝聚在这个纲要上。

　　这个《纲要》的制定以广东地方为主，中央为辅。广东的探索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分析框架，与《纲要》不谋而合，将本地的发展战略与国家的规划达成一致性，地方与国家的积极性也是一致的。

　　现在，广东不能再争论了，信心与共识比黄金都重要。我认为，广东应该首先就转型达成政治共识，这已经体现在纲要上；其次是形成人民共识，也就是社会共识，改革要当地人与外来人口都受益于发展。转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广东要战胜短期的危机以及自己的惰性。

　　《21世纪》：中国目前也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吗？

胡鞍钢：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成功转型的国家在全世界没有几个，大部分都失败了，这与这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关。

　　在这个转型阶段，社会利益诉求很多，要求民主的呼声超过重视经济继续发展，也就是从发展欲求转向民主诉求。民主转型的混乱导致在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发展不进则退。泰国刚刚暂时结束的危机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让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再比如我国台湾地区，以民主的名义长期内斗，政治人物、教授都和小丑一样互骂，师道尊严和秩序全都打乱了，现在台湾经济已经落后于韩国，“台湾奇迹”成了“台湾陷阱”。

　　一般而言，在这个阶段，如果产业升级与转型找不到方法，如果政府无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如果腐败问题解决不了，政府就会成为公民攻击的对象。在这一阶段政权更迭特别多，也特别快。

　　因此，为了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要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能够成功实现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所有人公平的享受到公共服务，建立有效的廉政体系，防止腐败发生，让政府受到监督，重视环保，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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